七府矿权事件是晚清大变局下爆发于云南的一次参与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的收回利权运动。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使中国陷入极端严重的边疆危机,位于西南边疆的云南,于19世纪末沦为英、法列强的势力范围。1900年4月,法驻滇领事方苏雅以西南民众仇教、反洋风潮日益高涨亟需“自卫”为由,强运武器入滇,引发“昆明教案”。此次教案实际上是法国侵略引发中法矛盾升级而催生的突发事件,但却正好成为英、法进一步攫取在滇利益的借口。他们以教堂损失为由,向清政府提出赔偿要求。最后,清政府被迫以赔款白银12万两及批准《云南矿务章程》生效为代价议结教案。至此,以七府矿权为代表的滇省全境矿权落入英、法之手。矿产权益的丧失使云南地方政治、经济遭受巨大损失,滇省各界各族人民因之掀起了反对英法掠夺七府矿权的激烈斗争。以周云祥起义为代表的滇省民众最先举起义旗,提出“抗官仇洋”、“阻洋占产”的口号,大大推动了后续斗争的开展。其后,滇籍留日学生群体成为斗争主力,前后三次掀起争回七府矿权运动。他们首先将斗争矛头指向滇省大吏,引发“驱丁事件”,迫使清政府将丁振铎等人撤职查办。进而,留日学生不断提出“废约自办”,收回矿权。在此过程中,滇省士绅因自身利益需求积极响应学生群体的号召,通过合法、理性的方式参与斗争,迫使清政府作出妥协。在各界共同施压下,一直将与列强交涉视为畏途的清政府不得不硬着头皮同法国作出适度的抵抗,最终以赔款为代价赎回七府矿权,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七府矿争。在七府矿权事件发展过程中,英、法侵略者、清政府、云南地方政府、滇省士绅及以滇籍留日学生为中心的滇省民众,围绕七府矿约的存废和矿权的归属问题展开了复杂的博弈。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极力想在内外关系中寻求一个最佳平衡点,达到既能缓和国内矛盾,稳固统治,又不开罪外人的目的,但在其决策与应对中,仍以对外妥协为主。以云贵总督为核心的云南地方政府则试图以行动摆脱侵略势力过多的干涉与胁迫,但限于阶级属性,其措施是在中央政策范围内做出的适当应对,并未脱离中央政府的政策轨迹。自身利益遭到极大触及的滇省士绅则在争回矿权的斗争中表现得较为积极,但与学生群体和下层民众相比,云南士绅阶层的反抗多在统治阶层可接受范围内进行,表现形式亦较为平和。滇籍留日学生作为矿争的中坚力量,通过报刊、杂志、文章等大力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极大地影响了七府矿权争端的解决方向乃至云南地方近代历史的发展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