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所拥有的证据丰富程度从一定意义上可以影响案件审理的走向。基于“程序正义原则”的要求,法院应当保障双方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促进实现双方当事人的“武器平等”。但是,由于各式各样的原因总会使得一方当事人在证据掌控上处于弱势地位,如果法院帮助其收集证据又有违保持中立地位的要求。因此需要一种既能补足弱势一方取证能力又能维护法院客观公正地位的证据收集制度,即律师调查令制度。其在保障代理律师取证活动、缓解法院工作压力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上海改革试行的开始,律师调查令制度已经历经二十余年的发展,成为覆盖立案、审判、执行各个阶段的相对完善的证据收集制度。由于调查令制度能够有效缓解调查取证难题,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因此各地早已着手制定相关操作细则和配套制度,形成了律师调查令制度建设的热潮。本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通过对律师调查令制度存在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分析,结合域外证据收集制度的比较,针对各地试行过程中出现的分歧点,分析当前阶段律师调查令制度运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从而推动制度的完善,为日后上升为司法解释或法律提供铺垫。文章主要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介绍了问题提出的背景,同时说明了研究律师调查令制度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以及目前学者对于律师调查令制度主要的研究方向,取得了哪些研究成果,最后介绍了本文所采用的三种分析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对律师调查令的概述,此部分重点介绍了律师调查令的概念、现阶段理论界对调查令性质的争议以及应当如何确定其法律属性,同时还对律师调查令制度的价值进行了说明,并和我国现行相似制度进行比较,突出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第三部分是对域外证据收集制度的考察和借鉴,文书提出命令制度和证据开示制度以及独具日本特色的当事人照会制度都是有效的证据收集手段,但各有利弊,应当取长补短继续完善发展我国原生性的调查令制度;第四部分对我国律师调查令制度司法实践的考察,首先对制度整体运行现状进行总结,然后对部分代表性地区的制度规定进行重点分析,同时通过对典型案例的比较,提炼出了制度运行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主要包括存在立法缺位和制度冲突、相关标准规定不统一、程序性事项规定不规范、没有明确违反规定的法律责任等问题;第五部分是对上述相关问题的解决措施,同时提出了对我国未来构建完善的律师调查令制度的期望,描绘了制度构建的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