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效益价值评估是环境管理政策制定的决策基础，也是对社会经济活动在宏观和微观层面进行费用效益分析的基础，是环境经济学重要的研究领域。而健康的经济价值作为环境效益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否能被合理和准确的评估，将直接影响环境效益的计算，从而影响政策的制定。由于环境与健康关系的复杂性及健康效益的非市场属性，健康效益经济评估方法一直是该研究领域的学术难点。中国具有经济快速成长、城市环境污染恶化、居民对环境和生活品质改善的观念和意愿快速发展等特征，在中国进行环境健康价值评估方法的研究对价值评估方法的改进、完善和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可有效改进中国环境效益评估中缺乏规范的环境经济学方法的缺陷，对环境政策制定起到支持作用。　　 本论文研究立意和研究过程旨在针对健康效益评估中的关键学术难点和重要问题，力图识别影响健康效益评估方法构建和评估结果的关键因素，基于规范的环境经济学理论，构建和改进价值评估方法，进行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本论文由五篇相互关联且可独立成篇的文章组成。　　 首先，环境健康效益价值评估的陈述偏好法最大的难点是受访者对健康风险和支付意愿的理解存在很大困难。论文采用选择实验的方法，借助可视化效果呈现健康风险的相对大小，帮助受访者在多个健康效益情景之间进行类似市场行为的选择，间接揭示人们的风险偏好和对健康效益的支付意愿，并获得统计寿命价值和统计疾病成本。研究结果发现，选择实验特征变量中包括了不同程度的健康危害，并充分考虑了受访者异质性；与条件价值评估方法相比，情景中受访者更好的理解和识别了风险相对大小和健康效益的差别，通过了不同风险程度的敏感性检验。价值评估结果表明：因空气质量改善减少一次类似感冒症状的支付意愿约为50元，减少一个呼吸道或心脑血管病例的支付意愿约为77万元，统计寿命价值约为168万元。　　 其次，环境政策或项目作为公共物品/服务具有外部性和非排他性特征，陈述偏好法中受访者的支付意愿可能不仅包括对个人健康效益的估值，还包括外部效益。公共风险方法在衡量社会整体效益、支付对象和环境项目的匹配性等方面具有优势，但实证研究仍然较少。本研究首次在健康效益评估的选择实验研究中平行设计了公共风险和私人风险版本，进行对比分析，揭示了个体与公共风险评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公共风险方法更广泛的覆盖了空气质量改善的受益群体，且支付意愿中更能体现个体差异，但与私人风险方法相比不确定性较大，私人风险方法仍然是健康效益评估的保守估计。公共健康效益中利他效益约占个人健康效益的28％-66％，其中以对家人的利他效益为主，约为19％-43％，而对社会的利他效益为10％-22％。　　 第三，基于个人可支配收入的传统希克斯支付意愿调查对公共物品效益评估在理论上和现实中存在争议：公共物品是否应该由私人支付?低收入者由于支付能力限制而表述出的低支付意愿是否反映了公共物品给他们带来的“真实效益”?论文从“公共支付”的角度提出了基于另一种支付方式--“税收再分配”的支付意愿调查法，建立和比较了“私人支付”和“税收再分配”两种支付意愿方法的福利经济学理论框架，以北京市空气质量改善带来的健康效益价值评估为案例比较了两种支付途径的差异，阐释了公共资源支付意愿的政策含义和收入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私人支付”和“公共支付”对空气质量改善带来健康效益的边际替代率不同，“税收再分配”支付意愿约比“新税收”支付意愿高出50％-200％，由于受到支付能力约束，传统支付意愿方法下，公共项目对低收入群体的“真实效益(效用)”可能被低估，税收再分配支付意愿调查方法一定程度上释放了可支配收入约束，更多的体现了公共物品效益评估的社会公平性。　　 第四，在健康效益价值评估方法中，年龄因素被认为与效益评估结果有密切关系，但对两者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一直存在争议。论文基于调研数据进行虚拟变量模型和年龄分组回归分析，证明了统计寿命价值和统计疾病成本与年龄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　　 第五，统计寿命价值等健康效益价值评估的重要目的是作为支持政策决策或成本效益分析的基本依据。论文将健康效益评估结果应用于北京市近地面臭氧污染控制策略的案例研究，比较了市场激励型政策和命令控制型政策的费用有效性和社会净效益。研究结果表明：短期内因污染控制总量较小，市场激励型政策获得的健康效益显著小于命令控制型政策，以净效益(而不是费用有效性)作为衡量指标时，市场激励型政策未必具有显著优势。因此，在环境污染(特别是具有区域性和复合型大气污染)控制的不同阶段应选择不同的污染控制策略。　　 总之，选择实验方法改进了健康效益价值评估中对环境健康风险的理解，更准确的揭示了支付意愿；公共风险方法包涵了个人健康效益和利他效益，并考虑了个体支付意愿的异质性，但私人风险方法由于支付对象不确定性更小仍然是健康效益评估的保守估计；“税收再分配”方法提供了除希克斯支付意愿调查外的另一种陈述偏好法的支付途径，一定程度上释放了可支配收入约束，更多的体现了公共物品效益评估的社会公平性；年龄是影响健康效益支付意愿的重要因素，中国的实证案例证明，年龄与统计寿命价值/统计疾病成本呈“倒U型”关系；在不同的环境污染水平和环境管理进程下，应该选择市场激励型和合意的命令控制型政策相结合的不同策略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