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对我国的先行判决制度在适用范围和条件、启动方式以及剩余部分诉讼标的的处理方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首先是适用范围偏窄,对于诉的合并审理等复杂诉讼形态下能否适用先行判决缺乏具体规定。其次是关于适用条件的规定不清晰,没有凸显先行判决制度在处理疑难复杂案件方面的功能;其次是剩余部分诉讼标的的处理方式较为混乱,存在由作出先行判决的法院继续审理和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等两种情形;在启动程序方面,没有赋予当事人请求法院就部分诉讼标的作出先行判决的权利,也没有规定法院在作出先行判决时的释明义务;此外,对于当事人在法院作出先行判决后如何进行救济也缺乏具体规定。然后,对先行判决的性质予以界定,先行判决是针对部分诉讼标的作出,实质上是部分判决;其次,不同于域外国家的中间判决,先行判决是终局性判决。并指出了先行判决制度在提高诉讼效率、及时救济当事人的权利等方面的作用。接着对我国先行判决制度的适用范围和条件进行了分析。先行判决主要适用于相对独立的诉讼请求,既包括一个诉讼标的中可分离的部分诉讼请求,也包括在诉的合并审理的情况下某个独立的诉。适用条件上,要具有作出先行判决的必要性,即尚有部分案件事实因各种原因暂时无法查证清楚或双方当事人对剩余部分诉讼标的尚有争议,以及先行判决的作出不会导致出现自相矛盾的裁判内容。至于先行判决的效力,对已判决部分诉讼标的意味着该部分审理程序的终结,对尚未判决部分诉讼标的主要体现为先行判决的既判力和证明效力,因此,法院在对案件剩余部分诉讼标的进行审理时,要受到其针对该案件作出的先行判决的拘束。接下来,本文针对一些具有先决性质的争议问题未包含在诉讼标的内的情况,在借鉴中间判决制度的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就适当扩大我国先行判决的适用范围这一问题进行探讨。首先指出了在我国不适宜通过构建中间判决制度来解决实体性先决事项,一方面,“中间判决”与我国的“判决”不仅在适用范围、判决效力等方面存在差异,另一方面,中间判决针对的是诉讼标的以外的事项,因此,在我国运用中间判决制度来解决案件中实体性先决事项违反了有诉才有裁判的原则。然后指出了在坚持我国的先行判决制度的性质和原则的前提下,可以适当扩大先行判决的适用范围。即可以针对已经达到裁判程度且包含该实体性先决事项的部分诉讼标的作出先行判决。最后,本文就完善先行判决制度提出了如下建议:在适用范围上主要针对诉讼标的范围内的事项作出,包括一个诉中相对独立的、可以单独审理的部分诉讼请求与诉的合并审理的情况下某个独立的诉;适用条件上,强调部分诉讼标的应已经达到了可为裁判的程度且尚未达到就全部诉讼标的进行判决的条件;在启动方式上,建议给予当事人向法院请求就部分诉讼标的作出先行判决的权利并明确法官在作出先行判决时的释明义务;就剩余部分的处理方式规定由作出先行判决的法院继续审理,并对当事人在先行判决作出后的具体救济程序也予以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