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认识型”指出人们认识事物、构建知识并非随心所欲,而是按照某种共同原则或“历史先天性基础”建构起来的,并互相理解或形成共识。按照福柯的“认识型”看,两千五百年来,西方对于悲剧艺术的认识和研究不论如何变化,但悲剧范畴却通过或局部或整体的变更,最终从古典走向了现代。18世纪末之前的古典悲剧阶段,依据同一与差异性原则假定悲剧具有真善美尤其是真善的价值;18世纪末以后的现代悲剧阶段,依据一种间断性的有机结构原则假定悲剧具有的价值不应是真善美,而应是“美”的。在古典认识型中,对于同一个悲剧范畴的认识因为时空不同虽有局部差异,整体上却是相似的;在现代认识型中,对于同一个范畴的认识在不同时空即使存在偶然的相似,总体上却是互相分离或互相对立的。其次,古今悲剧理论都认为,认识悲剧艺术、构建悲剧艺术知识都应该从以下七个(组)范畴着手:摹仿与创造、悲剧性、悲剧情节、悲剧人物、悲剧演出、悲剧反应、悲剧终结。再则,不同时期认识事物构建知识的认识型即共同原则不同,对悲剧艺术的认识和研究也就不同。前期,对悲剧艺术的认识和研究以内部研究为主,中心在摹仿、悲剧情节和悲剧反应上,其次是悲剧人物;后期以外部研究为主,重心在创造、悲剧性、悲剧演出、悲剧终结,此外有悲剧人物和悲剧反映。作为独立于现实生活世界的戏剧形式之一悲剧,在古代认识型中,它与现实世界中的“悲剧”的区别在于摹仿;在现代认识型中,却主要是创造。在把悲剧艺术从现实生活世界中分离出来以后,接着是对作为艺术形式之一悲剧与其他艺术进行区分。在18世纪末以前,悲剧艺术与其他艺术的区别:首先在于行动即组织悲剧情节,其次在于摹仿的对象悲剧人物、悲剧反应卡塔西斯。但在18世纪末以后,这种区别首先是悲剧性,其次是悲剧反应和悲剧人物。对于悲剧情节,古典时期尽管有些理论家(如莱辛等)对情节的“三一律”提出过异议,但都赞同悲剧成功与否在于悲剧情节的组织。进入现代认识型以后,人们通过创造概念否定了“三一律”,而且通过把悲剧性和人物形象塑造置于悲剧艺术中心,从而彻底颠覆了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情节中心论。但是,当整个西方在18世纪由古代等级制社会转换为现代民主社会,人不但没有朝向和谐全面的方向进步,反而在机器的运转中被分裂、被碎片化、被异化,于是描绘各种悲剧人物就成为这个时代的悲剧艺术的中心任务,从理论上阐述那种具有内在尊严和自由的人才是真正的悲剧人物,也成为现代悲剧理论关注的中心。对悲剧反应卡塔西斯,亚里士多德语焉不详,但他之后的整个古典时期,研究者不仅确认这一反应为悲剧所特有,并且为此进行了无尽的解释和争吵。在现代悲剧理论中,虽然还有少数理论家继续在卡塔西斯上做文章,但对于追求原创性的理论家来说,悲剧反应则成为他们标新立异的竞技场。作为一种审美经验的悲剧性,在古代悲剧理论中无疑有所触及,但亚里士多德及其追随者关心的是悲剧(及其组成成分);进入现代认识型,人们才开始真正关心悲剧思想(即悲剧之为悲剧的普遍理念),因为只有抛弃了审美“效果”转而从“悲剧性自身”来讨论悲剧,现代悲剧理论的安身立命之所才得以真正寻找到。悲剧演出,亚里士多德早已提出这是悲剧六元素之一,但在整个古典时期它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和评价。进入现代认识型后,艺术家和理论家大多抱有借助于悲剧艺术尤其是剧场艺术来实现民族和个人梦想,它不仅得以充分的认识和评价,甚至有些矫枉过正。悲剧是历史的,那么它就必然存在一个终结问题。古典认识型认为,作为摹仿艺术的悲剧在任何时候都是可能的,所以悲剧的终结命题即使偶尔有所暗示,实际上却没有出现。18世纪末以后,悲剧被视为一种有自己的历史和兴衰的人类产品,这样有关悲剧艺术的衰亡(还有起源、发展)问题就不断浮出地表,拷问人类智力。总之,对于这七个(组)悲剧范畴的认识,不论是单个的范畴还是全部的范畴,显然都经过了古典和现代两个阶段。古典时期人们依靠同一与差异原则来认识悲剧艺术,建构以摹仿为前提、以悲剧情节为中心的具有真善美尤其是真善价值的古典悲剧理论;现代时期人们不再以同一与差异原则,而是依照一种间断性的有机结构原则来认识悲剧艺术,构建出一种新的以创造为前提、以悲剧性为中心的具有“美”的价值的现代悲剧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