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大量上市公司高溢价并购使A股市场积累大量商誉资产,大量商誉资产的存在带来巨大的减值风险。致使2018年以来频频出现上市公司计提巨额商誉减值准备导致业绩变脸现象,损害投资者利益,不利于上市公司和我国资本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并购交易的核心是交易定价,在我国当前实务中,资产评估结论与交易定价高度一致。但资产评估业务本身存在严重依赖评估假设、独立性不足、主观操作空间较大等缺陷。这导致并购重组中所形成的商誉除由“标的企业超额盈利能力”这一商誉本质性因素决定外,还受到诸多其他因素影响。本文利用资产评估实务的特点,构造“商誉评估值”这一概念,并基于理论分析和并购实务认为可以通过观察商誉评估值探究上市公司形成巨额商誉资产的原因。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是:哪些非商誉因素的影响会导致并购商誉的高估以及这种影响如何发挥作用?现有研究多是从一个或少数几个影响因素的角度探讨其对并购重组中评估增值率的影响。对多种影响因素的全面系统分析和科学严谨的实证检验较少,且现有研究多关注评估增值率,很少直接将商誉作为研究对象,并且未对这些因素属于商誉本质性因素或非商誉因素作明确区分。本文的研究思路是:基于已有研究中所述的影响因素对评估增值率的影响作用,以2016-2017年我国创业板市场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股份支付、关联交易和业绩承诺等非商誉因素对并购中商誉评估值的影响作用,并结合案例做深入分析得出结论。本文创新点在于直接以商誉资产的评估作为研究对象,将并购商誉评估的多种非商誉影响因素综合起来展开实证分析。本文结论: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中,股份支付、关联交易和业绩承诺这三个非商誉因素内含有“高溢价并购动机”,这种高溢价并购动机在各方过于关注评估环节而忽视交易博弈环节的认知陷阱下演变为“高估标的资产的动机”,交易双方进而利用收益法的可操纵性,诱导、迫使或欺骗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实现对标的资产的高估,同时使得商誉评估值脱离其商誉本质,最终导致上市公司账面商誉资产的泡沫化。本文的研究价值与实践启示意义:有利于解释我国上市公司巨额商誉资产产生的根源,分析商誉会计信息质量,帮助市场投资者更清晰地认识到企业所具有的真实的商誉规模并规避风险。在实务中,本文的结论有利于为我国会计政策、资产评估行业制度和资本市场并购重组交易制度等的改革完善提供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