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促程序于1877年由德国民事诉讼法首先创设,其立法目的是对债权债务关系明确的案件,省去法庭实质性审理阶段,使债权人迅速获得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法律文书。督促程序在德国运行极佳,目前每年可分流解决该国大约80%的民事案件。在借鉴德国等国家相关立法举措的基础上,我国在1991年正式颁行的《民事诉讼法》中以专章规定督促程序,此后通过修法和出台司法解释的方式,不断优化督促程序的制度规定,形成了较为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督促程序适用于当事人无争议的财产给付类案件,而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多的符合此适用条件的案件。且随着“支付宝花呗”、“京东白条”等提供短期消费借贷的金融工具的不断涌现,我国出现更多符合督促程序适用条件的债权债务关系明确的案件。但是,上述无实质争议的案件在实践中多数涌入诉讼的车道,督促程序并未发挥分流民事案件的功能。事实上,督促程序在许多基层法院处于闲置状态,实践运行效果不佳,主要表现在:第一,其近几年的实际适用率只有千分之四,这远低于人们对督促程序的预期;第二,债务人异议率高达30%,实践中不乏债务人滥用异议权甚至伪造证据提出异议的情况,间接降低了权利人适用程序的积极性。督促程序之所以运行不佳,是因为在制度架构、司法实践操作、电子支付令的发展这三个方面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在制度构建层面,某些具体规则对督促程序的适用有所掣肘。其一,目前的制度架构中缺少债务人滥用异议权的惩戒措施,间接拉高了债务人异议率。其二,未申请财产保全是法院受理支付令申请的前提,这可能使督促程序异化为债务人转移财产的报警器。其三,我国虽设置了督促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衔接转化机制,但仅有原则性规定,缺乏实践可操作性。其四,虚假支付令使督促程序的功能大打折扣,但法律和司法解释仅规定一种错误支付令的救济手段,且制度门槛高筑。其次,在司法实践中,各基层法院往往不主动引导程序适用,且在操作过程中有一些不规范之处。第一,部分法官在判断债务人异议成立与否时思维僵化,仅排除清偿方式、清偿期限等与不涉及债权债务关系的异议理由。第二,某些法院的终结督促程序裁定书过于粗略,缺乏异议成立的说理过程,甚至连“经审查”字样都未写明,使得终结裁定书的可接受性较低。最后,我国督促程序电子化改革受到一些技术和制度规则方面的牵制,试点工作进展缓慢。要激活督促程序,首先须提高债权人适用程序的积极性。例如,允许适用财产保全制度,保障债权人在获得生效支付令后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完善督促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衔接规定,尽量减少债权人时间和金钱成本的耗费等等。其次,督促程序的构建须以利益平衡为导向,遵循程序正当性理念。既须规定滥用异议权的惩罚措施,又须搭建针对虚假支付令的纠错机制。与此同时,支付令的申请标准与债务人异议的审查标准须在形式和内容上趋近,使双方当事人获得同等程度的保护。再次,法院要积极引导债权人适用督促程序,规范支付令异议审查行为。最后,在督促程序电子化改革的过程中,须根据目前的技术水平对传统督促程序的若干规则进行调整,例如确定集中管辖规则、优化电子送达规定等,提高电子支付令的运行效率。而鉴于电子支付令全过程都在网络环境下进行,为贯彻程序的正当性理念,法院在发出支付令时须向相对人发送风险告知书,提示权利和义务。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努力,试图为督促程序的顺畅运行构建适宜的路径,期待督促程序摆脱实践之困、发挥制度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