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之后，国际旧秩序下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越来越倾向于借助战争的强力手段来推行其“霸权秩序”主张。这与国际社会主流关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愿望是相违背的，也给中国的和平崛起带来了潜在的战争威胁。从伦理的角度思考现代战争的道德性质并寻求对战争的积极约束，这是构建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对战争伦理提出的新要求。战争伦理是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形成的伦理规范体系，以正义原则为基础的中西方传统战争伦理思想，对战争以及战争手段起着有效的道德约束作用。中国共产党人“和平”、“正义”与“人道”的战争伦理观是这一约束力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化与国际秩序重组进程中，人类共同利益与民族国家个体利益的对立矛盾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与多变。现代战争中“人权高于主权”、“人道主义干涉”与“先发制人”合法论等引发的伦理争论，体现了不同利益基础的国家与集体，在战争伦理观念及其国际新秩序主张上一脉相承的争议与对立。化解伦理观念的对立，增强战争伦理对战争约束的普遍性和有效性，是全球化和现代战争背景下战争伦理所面临的首要问题。现代战争伦理应该以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作为为道德基础，以促进正义与秩序的形成作为规范目标，并以此谋求对战争约束的普遍性和有效性。获得普遍认同的战争伦理对战争的有效约束，将对正义秩序的形成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而在新秩序构建过程中，战争伦理关于和平与正义的思想精华，也是新秩序建立的参与者值得借鉴的宝贵资源。“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的国际正义，不仅是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所要实现的目标，也是现代战争伦理所要规范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