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在大力治理环境污染的大背景下,中国对重污染企业的环境规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也存在一些尚需解决的问题。企业债务融资是企业获得资金进而实现企业正常运行的重要途径,对重污染企业的金融性债务融资进行限制是中国政府促使其转型升级的有效方式之一。环境规制加大了企业进行银行借款与债券融资等金融性债务融资的难度,为缓解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重污染企业可能会增加经营性债务融资,进而降低了环境规制对重污染企业金融性债务融资的规制效果。目前学者仅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企业金融性债务融资的融资成本和融资规模的影响,鲜有学者从动态的角度研究环境规制对重污染企业金融性债务融资和经营性债务融资这两种债务融资方式变化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对环境规制对重污染企业债务融资方式的影响机理进行分析,并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重污染企业债务融资方式的影响。本文在界定环境规制、重污染企业和债务融资方式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以环境治理理论、替代性融资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为理论基础,经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分析了环境规制对重污染企业债务融资方式的影响机理。本文以2011年以来我国大力进行空气污染治理为背景,运用2011年-2017年A股的重污染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分析了环境规制对重污染企业金融性债务融资和经营性债务融资的影响,银行贷款的债务期限结构变化作为金融性债务融资变化的一个表现形式,本文也探究了环境规制对重污染企业银行贷款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本文对环境规制对污染企业债务融资方式的影响在重污染企业和非重污染企业之间进行了对比分析,之后检验了企业规模和企业前期是否披露环境信息对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债务融资方式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显著降低了重污染企业金融性债务融资,降低了重污染企业银行贷款中的长期借款占比,显著增加了重污染企业经营性债务融资,但对金融性债务融资与经营性债务融资之和没有显著影响;环境规制对重污染企业的债务融资方式具有显著影响,对于非重污染企业的债务融资方式没有影响;相比于小规模重污染企业和前期披露环境信息的重污染企业,环境规制对大规模重污染企业和前期未披露环境信息的重污染企业债务融资方式影响更大。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替换变量、更换样本和PSM-DID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结论依然成立。最后,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加强对重污染产业的协同治理变革、加强企业自身环境治理能力和积极推进环境审计深入有效开展三个方面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