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周期性危机是否不可避免?国家在这些危机治理中的作用是否仅限于事后的补救?东亚经济体的先后崛起是否挑战了传统的现代文明关于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圭臬?东方传统的集体主义精神与西方现代的民主运动浪潮是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运动?所有这些新世纪以来不断困扰社科领域中的探索者的重大社会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然而，大多数的研究沿袭了传统的哲学、政治学或市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坚持以个人为最基本的分析单位与行动主体，忽视集体主义与制度变迁的作用，因而始终未能提供令人满意的解答。　　 本文首先沿着旧制度经济学与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爱泼斯坦开创的集体主义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将人类社会制度的变迁纳入到公共经济机制研究的框架中来，探索人类文明演变的规律与现代文明成功的本质，从而试图为中国的国家制度变迁、财政体制改革提供理论基础。本文提出了一个用于解释文明演变规律的公共经济制度变迁模型，并用此模型分析农耕文明的兴衰变迁以及现代工业文明的兴起原因。　　 本文通过分析得出结论，所谓的现代文明演变既不是技术变迁，也不是市场制度的变迁，而是表现为国家政治制度的公共经济制度的变迁，现代工业文明的本质就是以宪政为基础的公共财政制度。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一样曾经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有效、最为成功的公共经济制度之一，但面对更为有效的现代文明，它们都先后衰落了。我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转型与人类文明的演变问题其实是公共经济体制的选择与变迁问题。如果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已经表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公共财政体制是一种比传统农耕文明更为有效率的公共经济体制，那么我们当然要选择并促进这个新制度变迁的成功。　　 但是，这个新体制却只是公共经济体制强制性变迁的产物，而并不是什么西方文化的产物，更不是所有的西方国家、甚至也不是大多数西方国家所拥有的基督教文化或新教伦理的必然结果。因此，对于中国当前的改革深化而言，作为人类文明演变与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中国既不需要在文化上全盘西化，也不能回归传统农耕文明。中国人真正需要引进的是现代公共经济制度，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真正要做的就是构建公共财政体系与各种作为效率保证的机制。　　 然而，正是公共财政制度或富人、贵族决策的议会机制通过产权私有化法案把弱势群体生存依赖的自然资源给瓜分掉了，因此曾经依赖共有资源生存的穷人的生存公共产品的供给便出现了问题，于是建立在民主政治基础之上的现代财政决策机制就开始了修正公共财政体制的尝试，从而使得社会民主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成为一种普遍的潮流。然而，这样一种方案实际上却意味着对私人产权的部分侵犯，这种侵犯是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完全背道而驰的。这样一种方案不仅会遭到了富人们的坚决反对，而且削弱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于是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