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观(1903—1982),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一员,在哲学、军事、文学、思想史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也引起中国学人的特殊兴趣,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从各自角度出发对徐复观思想的研究可谓层出不穷。徐复观对艺术的研究,作为其新儒学体系的一部分,发端于中国艺术在现代艺术冲击下所面对的挑战,在中国艺术最危急的时刻,为中国传统艺术,直至为中国传统文化正名。自其《中国艺术精神》在中国大陆出版以来,徐复观对艺术的研究引起学人的浓厚兴趣,产生很多自哲学、美学、文艺学角度出发的研究成果,但从艺术学的角度,来阐释徐复观对艺术本体的认知,尚未出现,这在艺术学已经成为一个独立门类的当下,更显遗憾。围绕艺术来研究徐复观的思想,首先需要明确其思想的产生语境,另外需关注其研究艺术的方法和对艺术现象的认识,最终还要回到其艺术研究之于现代社会的价值和意义,本论文就围绕这几个问题展开。徐复观对艺术的思考开始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古今、中外思想的碰撞格外激烈,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成为中国人探讨文化问题的共同语境,顺理成章的,艺术领域如何对待传统就被提上日程。徐复观始终坚持立足传统发展中国现代文化,所以传统之于中国艺术的发展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的艺术思想自然也是植根于传统,来源于传统文化,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是徐复观艺术思想的源泉。另外,徐复观又把中国传统文化置于世界范围内,以世界文化作为参照来研究中国文化的特质,这种研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很好的辅助说明作用,当然在艺术领域,徐复观主要通过和托尔斯泰、弗洛伊德和康德的对话来彰显中国传统艺术的审美特色。不得不说,中外传统之于徐复观的艺术思想只起到背景作用,真正促使徐复观研究中国艺术的是时代因素,是与现代艺术家刘国松的现代艺术论战。西方现代艺术的“精神”不同于徐复观对真正艺术所具有“中国艺术精神”的要求,中国艺术也在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下在世界上逐渐走向边缘,中国艺术最终走到什么地方去,徐复观主张围绕着“中国艺术精神”做积极的探索而非对西方先锋艺术的模仿,其作为“守旧派”与刘国松“先求异,再求好”的创作观念发生激烈碰撞,正是艺术领域内的这种“敌我矛盾”促成了他对“中国艺术精神”的探索。“中国艺术精神”的命题并非徐复观所创,其开始于唐君毅,也由此可见,新儒家其他大儒之于徐复观艺术思想的影响。徐复观的学术研究非常注重方法,在艺术研究领域自然也不例外。徐复观研究中国艺术,首先他把中国艺术和中国文化看成一个整体,把艺术放到中国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中去研究,这种整体论的研究方法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艺术研究的完整性。另外,运用跨文化比较的方法,通过中西对话来确定中国艺术的特色,再通过跨学科比较,通过艺术与科学、道德等的关系来为中国传统艺术定位,然后通过“中国解释学”,实现古与今的贯通。所以徐复观研究艺术的方法相当全面,这也就决定了他研究艺术结论的普适性。最难能可贵的,徐复观通过对绘画的研究来研究整个中国艺术,这种“以点带面”的研究方法,对当今“一般艺术学”的研究有很好的借鉴意义。艺术原理研究是艺术学视域的核心,徐复观对艺术原理的研究主要着眼于艺术作品、艺术创作、艺术欣赏和艺术功能四个方面,通过他的专著和相关的艺术杂文、艺术批评等,徐复观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善的艺术认知,这体现出徐复观一个艺术研究者的广度和深度。“中国艺术精神”作为徐复观研究中国艺术的核心,严格来说,其并不是指“中国艺术”的精神,而是指“中国(人或事)”的“艺术精神”,“艺术精神”作为无功利的、自由的精神状态为真正自由的人所共有,并不是艺术家的专利,所以对“中国艺术精神”的不同理解造成了对徐复观艺术思想的误读。在艺术领域,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主要通过“意境”范畴来体现,其中还涉及很多关系,比如师古与创新、抽象与具象等等。徐复观的艺术思想虽然诞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但对于当下艺术发展依然具有很好的启发,这种启发也就是研究徐复观艺术思想的最大价值所在。在“艺术是否走向终结”讨论渐趋热烈的当下,艺术标准问题这一本来的“隐学”逐渐被推到“显学”的地位,艺术教育也因为对艺术认识的不明确而面临困境。徐复观艺术思想对当下这些问题的解决无疑在理论上给予了很好的支持,所以,“理论联系实际”是徐复观艺术思想研究的价值所在,这也由徐复观“形而中学”的思想体系所决定。作为文化学者而非艺术家的徐复观,其艺术思想的研究固然存在着不足,主要表现在他对西方现代艺术和对中国当代艺术发展方向的认识上,这些不足有先生自身的因素,但更多的是其生活的时代所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