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的发展和应用正在改变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也改变着企业生产与国际贸易的模式。借助互联网,企业可以在更广的空间范围内组织生产,更高效地利用生产要素。互联网的普及还推动着企业离岸活动的爆发式增长,从而重塑要素市场的竞争格局。因此,互联网以及互联网激发的离岸分工模式可能共同影响一国乃至全球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本研究的主旨是分析互联网、离岸分工对于技术进步要素偏向的影响,重点在于两个线索:一个是互联网对于技术进步偏向的直接影响,另一个是互联网通过引发离岸分工模式对技术进步偏向产生的间接影响。本文首先对与互联网、离岸分工以及技术进步偏向相关的文献进行梳理,明确相关概念与定义,并总结各变量的测度方法,同时对三个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影响机制进行初步的探讨。然后使用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法,测算我国各省、各城市及世界主要国家的技术进步偏向。基于省份和城市层面的计算结果显示,样本期间内我国技术进步的劳动偏向增强而资本偏向减弱。基于WIOD数据库测算的40国技术进步偏向指数同样发生了偏向劳动的演变。关于离岸分工模式,本文依据Koopman et al(2014)提出的最新测算方法,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将出口额按来源地与最终消费地进行分解,对各国与离岸分工模式相关的贸易份额进行更精准的测度。测算结果显示,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样本内大部分国家与离岸分工相关的贸易额均有所上升。本文使用互联网普及率反映互联网发展情况,样本期内,世界各国(包括我国各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显著提升,互联网的影响已经渗入经济发展各个角落。相关性分析的初步结果显示,技术进步偏向指数与离岸、互联网普及率均负相关,而离岸与互联网普及率正相关。理论分析的主旨是梳理前述三个变量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本文首先以一个偏向性技术进步典型理论框架(Acemoglu,2002)为起点,在生产函数中引入信息要素,探讨互联网的普及对技术进步要素偏向的直接影响机制。然后放宽所有工序仅能在国内完成的假设,即允许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更高效的生产要素,从而将离岸分工模式引入本文理论框架,探讨互联网通过离岸分工对技术进步偏向产生的间接影响。研究显示:1)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企业内使用互联网的劳动力占比增加,劳动中间品的效率提升同时价格上升,研发劳动互补型技术的垄断厂商利润增加,促使技术厂商研发更多与劳动力互补的技术,导致技术进步的劳动偏向增强而资本偏向减弱。2)离岸分工对技术进步偏向产生两种影响效应:生产率效应以及结构效应,在这两种效应的共同作用下,离岸分工模式的发展使得技术进步的劳动力偏向增强而资本偏向减弱。3)互联网的普及使企业参与离岸分工更加便捷,互联网普及度越高,离岸至海外完成的工序越多。4)将互联网、离岸分工与技术进步偏向纳入统一理论框架后可以看出互联网可以通过促进离岸的发展使技术进步的劳动偏向增强而资本偏向减弱。完成理论分析后,本文通过分别引入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的相关数据,以实证检验理论部分所得的互联网对技术进步偏向的直接影响及其通过离岸分工对技术进步偏向产生的间接影响。具体而言,实证检验分为三个部分:1)关于互联网对技术进步偏向的直接影响机制,本文以中国省级和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进行检验。实证结果显示,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的确使得技术进步的劳动偏向加强而资本偏向减弱,这是因为互联网技术提升了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但减弱了资本的生产效率,从而使得劳动力相对于资本的效率得到提高;2)关于离岸分工对技术进步偏向的影响,本文以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与联合国数据库的跨国面板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离岸分工模式的发展具有技术进步劳动力偏向增强效应。机制检验显示,离岸分工模式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劳动力的相对生产效率,从而使技术进步更偏向劳动力,证实了理论模型得出的生产率效应;同时离岸分工模式的发展显著提升非农业产业的占比,进而使社会整体的技术进步更偏向劳动力,证实了理论模型得出的结构效应;3)关于互联网通过离岸对技术进步偏向的间接影响机制,本文按照中介效应检验步骤,以跨国面板数据为基础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未引入离岸这一中介变量时,互联网对技术进步偏向的直接效应显著。引入中介变量后,互联网通过促进离岸分工模式的发展,使技术进步的劳动偏向增强,此时直接效应不再显著,而间接影响效应依然显著,表明考虑到企业可以将工序离岸后,互联网仅通过离岸这一中介变量对技术进步偏向产生影响。本文主要有三个创新点:首先,互联网诞生以来,其经济效应得到广泛关注,但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互联网对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等经济变量的影响上,而忽略了互联网的技术进步偏向效应。本文通过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讨了互联网对技术进步偏向的直接影响机制及间接影响机制,弥补了这方面的缺失。其次,技术进步偏向是影响要素收入份额的重要因素,但影响技术进步偏向变动的深层原因尚未得到充分的讨论。本文将互联网与离岸分工引入典型的技术进步偏向理论框架,构建三大理论模型,分析这两方面的因素对技术进步偏向的影响机制,弥补了这方面的缺失。最后,本文使用中国省级层面、城市层面以及世界主要国家的数据,实现对中国不同地区以及世界主要国家技术进步偏向程度的测度以及对理论命题的检验,弥补了上述命题现实证据的缺失。结合中国经济的现状,本文的发现对于深化“互联网+”战略、优化要素收入结构、应对贸易摩擦等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