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欧民族国家的确立和发展，是15、16世纪西欧由传统农牧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和探讨近代西欧国家政治近代化的历史发展，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和正确理解世界政治现代化的总体发展进程，从而有利于我们更加理性客观地选择和设定自身国家政治现代化发展的价值比较坐标和道路发展模式。本文提出，西欧通过民族国家的构建以启动自身政治近代化发展进程的道路模式，自有其特殊的历史规定性，即它同中世纪晚期以来西欧城市文明的发展孕育，有着密切的历史关联。建立在农业经济恢复、商业贸易复兴基础上的西欧城市市民社会，其社会结构与角色功能已经大体成型，对立面则是尚未形成统一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治国家。西欧城市市民社会同封建政治国家的分立，从社会结构与力量的意义上为近代西欧民族国家的确立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社会物质条件和组织基础。 城市市民阶级的经济独立与自由解放，初步孕育塑造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公民权利个体。城市市民阶级由于主要从事商业贸易和手工业活动，并日益脱离和有别于乡村与封建庄园中的手工业劳动，从而逐渐松弛了对土地的依赖，固着于土地上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随之消失，城市市民阶级由此获得了必要的人身自由。以后这种人身自由又通过市民阶级的金钱赎买或暴力斗争获得确认，并通过同封建领主订立“宪章”或特许状，而得到了法律上的承认与巩固。 城市自治管理的内容与实践，直接为近代西欧民族国家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借鉴。城市以集体名义与封建领主订立契约，通过缴纳一定赋税而取得相对独立的地位，这种关系超出了封建关系中的个体依附性质，初步具有了近代民族国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特征。城市司法自治下的罗马私法复兴，赋予了市民个体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民主、权利、自由与平等的信仰，开始深植于西欧社会的思想观念中。城市市民阶级获取城市自治权利的集体斗争以及纳税、服兵役和劳役、参与城市团体组织生活等行为实践，增强了市民个体对城市公共权威的认同。自治城市的行政官僚组织体系、财政税收管理职能、权力制衡与选举制度等，也直接为近代西欧民族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经验借鉴。 城市商业资本的崛起与扩张，有力地促进了近代民族统一经济市场的形成。新航路开辟以后，西欧尤其是西北欧地区，在日益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市场体系中占据了中心地位，逐步建立起了对经济边缘地区的剥削性劳动分工。城市商业资本通过直接介入商品生产领域，依靠资本的渗透与扩张，消除了封建贵族经济的割据壁垒，强化了各地区之间经济与文化联系，并通过市场经济的杠杆作用，使各地区的社会生产专业化分工得到了更深程度上的细化，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的配置与使用也更进一步趋向合理化，民族统一经济市场遂逐渐发育成型并日益走向成熟。 市民阶级个体理性主义宗教信仰的确立，映射出西欧社会宗教价值观的近代化转型。15、16世纪，伴随着新兴市民阶级力量的崛起和契约交换关系的普遍发展，西欧中世纪非理性的、强调此岸德行与彼岸幸福相匹配的“至善”神权价值原则，逐渐让位于市民阶级个体理性主义的宗教价值情感追求，近代西欧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正是在此个体理性主义价值观的导引下获得了重建。 市民阶级理性主义政治文化的发展，从理论上规定了近代民族国家的政治思想框架。市民阶级政治思想家从基本的人类理性出发，抽象并论证出独立的、个体人的自然本性和基本权利，进而引申出新时代的国家权力观念、民族共同体观念、民主与共和观念和契约权利观念等人类社会共同体生活的一般理性准则，从而不仅为近代民族国家的确立和发展创设了有利的社会舆论氛围和新价值导向，同时还在理论上规定了近代民族国家的政治思想框架。 市民阶级通过与王权的政治合作，初步完成了近代西欧民族国家原生形态一一王朝君主国家的历史构建。15、16世纪，王权、封建贵族与新兴市民阶级构成了该转型时期西欧社会权力结构的三大决定性力量，西欧社会的发展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三种力量分化组合的结果。消除封建割据、实现国家政治统一的政治诉求，使市民阶级与王权找到了共同合作的政治基础，而正是由于市民阶级对王权的支持和限制，王权才成为了社会进步的因素，并在近代西欧民族国家原生形态—王朝君主国家的历史构建中，发挥了积极的聚合推动作用。这集中表现为国家实现了独立与统一、民族经济市场初具成型、民族文化与情感意识得到培植、政府组织体系与管理职能日臻完善。当然，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民族国家的确立，还有待于对封建政治国家的进一步历史性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