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韩国同属战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1978-2003年期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年均9％以上的增长速度。中国人均GDP已经突破1000美元，正在迈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韩国在上世纪后半期创造了“汉江奇迹”，实现了经济腾飞，步入了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用比较的视角研究中韩两个后起国家的金融发展特别是银行体制改革与发展的异同，总结经验，探寻一般的金融发展规律，不但是对转型经济和金融理论的丰富，对正处在关键发展期的中国无疑具有借鉴意义。作者基于大量的历史资料，运用现代经济和金融理论，主要采用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对中韩两国银行体制的改革与发展作了全景式的比较研究。 第一章对中韩两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金融改革与发展作了系统的分析与比较。作者发现，在中韩两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政策在资金的筹措和配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市场化也成为两国金融改革的共同取向。伴随着金融改革，两国金融风险和金融监管的压力也同时增大。韩国在推行金融自由化时，放松了金融监管，对金融体系的潜在风险缺乏控制，是导致金融危机产生的最主要原因。中国金融风险的成因主要是政府对金融活动的过度干预和国有金融部门的低效率经营，导致不良贷款率长期居高不下。 第二章对两国中央银行体制的主要方面作了比较。从80年代开始，两国中央银行的具体制度安排虽然所有不同，但改革方向却有着很大的相似性。首先，两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都逐步得到了加强。其次，金融监管职能逐步从中央银行脱离。另外，货币政策工具方面，两国都越来越重视公开市场业务的作用。不过，在传导机制上两国有明显的差异，信贷市场是中国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途径，而韩国除了传统的利率和信贷途径外，资产价格和汇率途径越来越重要。中国实行的是分业监管体制，而韩国在金融危机后实现了统一监管。 第三章对两国的商业银行体系做了比较分析。韩国银行业在金融危机后，形成了以金融控股公司为主的组织结构，而中国仍比较严格地分业经营。产权结构成了以金融控股公司为主的组织结构，而中国仍比较严格地分业经营。产权结构方面，国有产权在中国商业银行中仍占绝对比重，股份制改革刚刚起步，民营资本、国际资本正在逐步引入。韩国早在1980年代初期的自由化改革中，国有银行就基本上实现了民营化，而金融危机后的商业银行结构调整中，外资参股的份额迅速增加。总体来讲，韩国商业银行的自由化和国际化程度要远高于中国。 第四章考察了中韩两国政策性银行的各自特征。中国和韩国都成立了专门的政策性银行，采用了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相分离的“双线”管理体制，但资金来源和组织体制存在一定的差异。 第五章基于金融发展理论，对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中韩两国间作了比较。两国的经验表明，以金融自由化为手段的金融深化虽然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并非必要条件，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没有明显的因果关系，两者可以是并行实现的。而且对于转型国家，金融自由化是一把双刃剑，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可能会潜伏着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引发金融危机。 最后一章着眼于国际银行业发展的新趋势，提出了中国银行体制改革的方向性建议：赋予中国人民银行更大决策权，至少能够独立选择和制定货币政策取向，决定利率、汇率水平和货币供给数量，并在修改人民银行法时以法律文件形式固定下来；逐步实现统一监管，并加强监管机构与中央银行的协调；国有商业银行在确定股份制改革方向后，努力实现股权多元化、同质化，强化内控机制的建设；应以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企业组织中的应用为契机，“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按扁平化要求设置组织结构；逐步由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实现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和金融资源的合理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