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中国近现代之交的中国文学传播模式的转换为研究对象，试图厘清该时期文学传播过程中各个要素的变化，从而对文学传播模式转换的具体途径进行考察，进而探讨其规律。全文除导言、结语外，共分六章，另附录有《近现代之交中国文学创作传播大事年表(1902-1927)》。 导言部分综述前人有关研究成果，介绍本选题的研究内容、研究意义、论文思路以及所采用的主要方法。 第一章对中国古代文学传播发展的基本脉络作了梳理，指出不同时代文学传播的差异性；并就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几个基本特征加以综合分析，以便呈现近现代之交中国文学传播模式转换之背景。本章还探讨了推动中国文学传播模式转换的动力因素，认为该时期的文学走向大众化传播是文学改良者、革命者、出版商、知识界与传媒人等多个群体共同推动的结果。 第二章对新的文学传播主体进行考察。传播主体是整个文学传播过程中最活跃的因素。新的文学传播主体之形成，与废除科举制度后的新式教育发展、留学生群体不断增大密切相关。部分新的传播主体自我定位是启蒙者，他们积极地趋近报刊出版业这个新兴的话语平台，目的是试图通过文化传播来唤起民众以启蒙救国。 第三章讨论文学传播媒介的繁荣与文学传播方式的演进。近现代之交，报刊等大众媒体的繁荣不断地改变着中国文化(包括文学)的承载形态与传播方式。报刊作为平民化、大众化的传播媒介，改变了传统文学主要以手抄形式和刻版印刷的传播方式，极大地提升了文学传播的速度，扩大了读者面，承担着文学的发表、组织和引导功能。与此同时，报刊媒介自身也逐渐成为文学传播活动的中心。文学传播方式变化对文学的内容与表现形式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强调文学的纪实性、短篇小说的兴起、长篇小说的结构方式等，都有报刊刊载因素的影响。 第四章讨论文学传播符号的革新与报章文体的变迁。本章先考察近现代之交文学传播语言符号转变历程，并试图从传播的角度揭示出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占据文学传播主流地位的历史必然性，继之对通俗性要求与刊载文学作品的报刊相结合所产生的诸种报章文体作一分析。语言的通俗化是文化传播宏观环境变动的必然产物，也是大众传媒对文学的必然要求。一方面，社会时代选择了文学这种传播锐器，同时也必然要求文学传播效能的最大化。这样，文学传播者为了使其思想得以更广泛的传播，选择了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作为载体；另一方面，报刊传媒又反过来要求文学传播符号进一步走向通俗化、大众化，以利于自身的发展。 第五章集中讨论了文学传播机制与文学生产之间的关系。清季民初时期，出版技术的进步，文化市场的逐步完善，特别是稿酬制度的确立，对职业作家群体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尽管文学市场化传播与职业化的写作可能带来低俗文学的泛滥，但也正是文学传播的市场化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兴盛。与此同时，出版法规对该时期文学创作与传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另外，本章还对作为商业化运作典型的都市类文艺报刊的办刊思路作出了分析，试图据此重建当年文学传播机制与文学生产之间关系的镜像。 第六章谈的是读者接受问题。本章首先以鲁迅为例讨论了启蒙作家的读者观，认为理性而热忱地对待作家、作品与读者的互动关系是鲁迅读者观念的基本特点。尽管文学传播原生态复杂多样，但一个读者群的核心阅读取向是相对稳定的。本文主要就士大夫、普通市民与新青年等三大读者群做出分析，并以两份代表性刊物《小说月报》与《小说世界》的“读者来信”作为个案进行考察，并指出在文学报刊运作实践中，编者与读者良好的互动与对话在当时就已经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 结语部分指出，近现代之交，随着现代报刊传播业的飞速发展，新的文学传播主体得以形成，并得到初步的发展。文学传播媒体空前繁盛，作为旧文学象征的文言文这一符号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被摧毁，文学传播机制的市场化基本形成。这些因素的变化，意味着中国文学传播模式开始全面突破传统的小众化传播的藩篱，走向大众化传播的时代，它对现代中国文学创作与传播的基本面貌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