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去杠杆化”及其伴随的主权债务风险上升、经济增速放缓引起了各国的高度关注。危机期间,为了对冲经济下滑,我国政府实施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我国经济杠杆率不断攀升。杠杆率是衡量各经济体负债水平的重要指标,经济杠杆率的变化通常与各经济体的经济周期、货币信贷环境密切相关。经济杠杆具有积极的正面作用,也存在可能的负面影响。如果杠杆使用不当,则可能导致经济泡沫、风险集聚,甚至会导致债务危机。当前中国经济正逐渐步入增速放缓、结构转型升级的新常态,经济增速的放缓,使得经济发展中的债务问题开始凸显。2015年12月18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指出,“去杠杆”是2016年经济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之一,用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2017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积极稳妥去杠杆,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较高,要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本文以我国经济杠杆问题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吸收和借鉴,结合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状况,运用宏观经济分析较为前沿的分析方法和工具,力求在我国经济杠杆研究的视角、数理模型、实证检验等方面有所发展。其具体研究内容如下:第一,本文在对各种核算方法比较的基础上,对我国的经济杠杆进行了合理测算,并与国际上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杠杆进行了比较,发现: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杠杆率和各部门经济杠杆率均明显提高;经济杠杆率的部门间分布结构极不平衡,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畸高,居民部门和中央政府的杠杆率相对较低,金融部门杠杆率也较低。第二,本文采用滤波方法和非线性的区制转移模型来捕捉我国宏观经济杠杆率的时序动态变化,分析我国经济杠杆周期的经济逻辑,发现:2008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杠杆率的动态波动有着明显的周期性特征和结构性变化;这些周期性波动和结构性变化有着明确的经济逻辑。第三,本文通过对我国经济杠杆的分部门分析发现:2007年-2016年期间,我国各部门经济杠杆率均呈现显著的波动性上升趋势,居民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缺口,2012年之前波动幅度较大,政府部门和金融部门杠杆率缺口在2009年-2014年波动幅度较大,各部门经济杠杆高增长多发生在2010年之前。在我国宏观经济杠杆率的变化中,起主导作用的主要是非金融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其次是政府部门。我国金融部门杠杆率相对外生于经济系统,金融部门杠杆率对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波动变化影响显著,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和金融部门杠杆率对宏观经济杠杆率的波动变化影响显著;各部门经济杠杆率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金融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是推动宏观经济杠杆增长的主要部门,尤其是非金融企业部门;政府部门对宏观经济杠杆增长影响不大;居民部门对宏观经济杠杆增长呈负向影响,适当提高居民部门杠杆增长率会对降低宏观经济杠杆增长率起到一定作用。第四,本文通过构建DSGE模型进行理论模拟发现:我国宏观经济杠杆与经济产出周期性波动的逆周期性,主要是我国宏观经济需求侧管理的结果;在“去杠杆”与“稳增长”的约束条件下,提高资本充足率、存款准备金等传统宏观需求管理政策不再有效,可以通过供给侧改革来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进而实现宏观经济“去杠杆”。本文从杠杆周期的角度,在合理测度我国经济杠杆率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我国经济杠杆的周期性变化特征,明确了我国经济杠杆时序变化和部门间关系变化的经济逻辑;通过构建DSGE模型,模拟分析了我国经济杠杆与经济增长等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作用机理,探讨了我国经济在“去杠杆”与“稳增长”约束下的政策选择问题;并且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我国经济杠杆进行调整的政策建议。这是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本文在对各种核算方法比较的基础上,本着我国中央政府关于处理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问题的精神和具体办法,把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分解为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部分和属于非金融企业债务的部分,对我国的经济杠杆进行了合理测算。本文在我国经济杠杆率的核算方面对现有研究起到了很好的补充。在变量的周期性变动分析方面和宏观经济分析方面,本文采用了Markov区制转移模型和DSGE模型,这是当前主流的研究工具,当前用它们来研究经济杠杆的文献还比较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