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否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不仅关乎人们的生计和收入,更关乎人们的尊严。建国六十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8.1％的速度增长,经济总量增加77倍,位次跃升世界第3位。但是,在经济发展取得辉煌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失业率水平偏高,就业压力偏大仍是我国经济活动中的客观事实。1978—2007年,我国就业增长率从1.90％下降到0.77％,就业弹性从0.16下降到0.06,可见就业难题仍是我国快速现代化进程中挥之不去的隐忧。因此,深入研究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的非一致性问题,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切实保障民生权益的时代意蕴下就显得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的非一致性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GDP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之间的非一致性,二是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非一致性,三是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非一致性,四是经济周期波动与就业数量伸缩之间的非一致性。就第一个方面而言,它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率高而就业增长率低,主要体现为高增长、低就业,就业弹性不断下降和奥肯定律的失灵。就第二个方面而言,它主要表现为菲利普斯曲线有整体右移的趋势,同等通货膨胀程度下失业率的上升,且波动较大,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替代关系。就第三个方面而言,我国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存在严重偏离,就业结构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升级,滞后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就第四个方面而言,在2008年底至2009年初的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同时就业岗位收缩加速,“失业潮”和“返乡潮”成为这一时段的真实写照；而到了2009年下半段开始的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的经济增速度触底回升,但就业增长速度并没有同步回暖,大学生“就业难”和东南沿海“民工荒”问题并存。　　 作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非一致性的形成机理在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双重二元分割”。产业结构二元分割,是指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管理机构为了实现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和强制增长的目的,通过产业政策倾斜、要素配置扭曲、技术力量偏误等手段,优先发展一部分重化工业、国有企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而忽视轻工企业、非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及其他企业的发展的过程。产业结构二元分割,造成生产要素和技术资源不断向个别企业、个别产业集中,从而提高了这些企业和产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使其对劳动力、尤其是高学历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不断下降。与此同时,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却缺乏相应的资金和技术扶持,这降低了它们的技术创新能力、品牌创建能力、渠道开拓能力以及国际市场上的议价能力,从而使其产品的需求市场极不稳定,使该行业中低学历劳动力的就业机会不断波动。就业结构的二元分割指由于经济规律、教育水平、体制惯性等因素,进入市场就业的劳动力在城乡、区域、单位、产业、行业、所有制等方面被分割成不同的几个群体。就业结构二元分割的实质是劳动报酬和工资待遇的分割,即劳动力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的分割。就业结构二元分割导致两个市场之间的劳动报酬悬殊,且劳动力之间的相互流动比较困难。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二元分割和背离输出了四个结果:一是一级市场上的竞争激烈,二是低学历劳动者向上发展型就业流动困难,三是廉价劳动力驱动型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四是高学历劳动者向下开拓型就业流动受阻。无论是哪种结果,都必然会成为导致当今社会成员就业难、流动难、工资低、强度大的重要因素。　　 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双重二元分割”的理论应用到现实,作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非一致性的形成原因源于以下三个方面:二元分割导向下的产业结构调整是造成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非一致性的直接成因,二元分割导向下的要素配置扭曲和技术进步偏误是造成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非一致性的两个间接成因,三大成因遥相呼应,相互配合,构成了我国强制增长模式和快速工业化道路中的“三驾马车”。　　 在二元分割的政策导向下,近年来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中出现了三大趋势,一是重化工业发展优先,二是国有企业发展优先,三是社会投资活动优先。这三类产业发展优先序的背后,体现的是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失衡。到目前为止,资本和资源驱动型经济增长仍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属性,劳动和技术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不断下降,这就必然会偏离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导致资本的边际效率不断递减,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事实也表明,我国优先发展的重化工业、国有企业等对大学生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吸纳能力并不强；相反,相对滞后的制造业、第三产业等却成了广大劳动者的栖息地；但是,由于不能获得相应的政策扶持,加之社会投资边际效益的递减,这些行业对二级市场上劳动力的带动能力也出现了动荡和弱化的趋势。　　 为了配合二元分割的产业政策的实施,我国实行了二元分割的要素配置扭曲政策,其具体表现为资本要素配置的扭曲、土地要素配置的扭曲、劳动要素配置的扭曲和能源要素配置的扭曲。二元分割导向下的要素配置扭曲政策对我国劳动力就业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它一是使得资本要素向国有企业集中,导致国有部门的就业竞争日益激烈；二是使土地要素向非农产业集中,导致失地农民问题更加严峻；三是使劳动要素向低薪酬领域集中,导致民工荒问题时隐时现；四是使能源要素向重化工业集中导致能源替代劳动的强度增大。　　 二元分割导向下的技术进步偏误政策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资本密集型技术和劳动密集型技术选择中的偏误,二是技术引进和自主研发选择中的偏误,三是垄断企业和非垄断企业主导创新选择中的偏误。与技术进步偏误政策的三种表现相对应,二元分割导向下的技术进步政策对我国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也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技术进步中的资本密集偏向导致我国的资本深化现象过早出现,由此降低了经济增长的就业带动能力；二是技术进步中的外部引进偏向导致我国的科技研发岗位替代和流失,由此造成一级劳动力市场上科技人员的就业困难;三是技术进步中的高精尖偏向抑制了传统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和就业人员的吸纳,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迟迟不能转变为中国创造的竞争优势。　　 为了破除“双重二元分割”的路径依赖和政策设计,从根本上消除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要素配置扭曲、技术进步偏误中不利于扩大就业的因素,作者认为,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经济政策和就业政策的着力点应集中在以下七大方面:一是打破行业垄断,提升现代产业部门对一级市场上的劳动力吸纳能力；二是畅通流动渠道,消除现代产业部门对二级市场上劳动力的进入歧视；三是加强劳工保护,避免传统产业部门对二级市场上劳动力的粗放使用；四是转变就业观念,清除传统产业部门对一级市场上劳动力进入的“逆歧视”；五是发挥比较优势,改变二元分割导向下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优先序；六是珍惜资源环境,改变二元分割导向下我国的要素配置扭曲政策；七是注重自主创新,改变二元分割导向下我国的技术进步偏误政策。此外,切实转变粗放扩张的经济增长模式,实行就业导向型的经济政策,建立激励相容的政府考核体系,完善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也是实现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协调一致的重要配套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