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这样股权结构高度集中,尤其金字塔结构普遍存在的情形下,研究股权集中、两权分离下终极控股股东引致的相关问题及控股股东治理机制将更加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就从过度投资和终极控股股东的视角考察了大股东—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理论上,通过两期动态模型系统分析了终极控股股东对底层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在进行理论模型的设计时,本文在终极控股股东侵占收益中加入了终极控股股东性质的影响,在侵占成本中加入了控制权大小的影响。理论推论表明,股权集中、终极控股股东的存在导致了底层公司过度投资,具体而言,公司自由现金流规模越大、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度越高、终极控股股东的国有性质会加剧底层公司的过度投资,而终极控股股东的现金流权和内部治理机制可以有效地抑制过度投资。实证上,本文利用了2006-2008年982家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先基于Richardson (2006)的预期投资模型,采用动态面板回归构建出实证研究所需的非预期投资、过度投资和自由现金流数据,然后基于这些数据对理论假设进行了检验。首先检验了过度投资与终极控股股东之间的关联性,具体用到了t检验,ranksum秩和检验以及logit模型,检验结果为过度投资与终极控股股东之间的关联性提供了显著证据。然后本文抽取出存在终极控股股东的过度投资样本,分析了自由现金流、两权分离度、终极控股股东性质、终极控股股东现金流权、内部治理机制对过度投资的影响,结果显示,公司自由现金流规模越大、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度越高、终极控股股东的国有性质会加剧底层公司的过度投资,股东之间的制衡可以有效抑制过度投资,但是终极控股股东的现金流权以及董事会、监事会治理则无法起到有效地抑制作用。总的来说,这一系列的实证结果基本上验证了理论模型提出的假设,除了现金流的治理效应。总之,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入手,从过度投资和终极控股股东的视角考察了大股东—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两方面的结论均从投资行为的角度为终极控股股东侵占提供了新证据,验证了终极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的存在,对于降低代理成本的治理机制的研究则表明,大股权制衡效果显著,而其他的治理机制则有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