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对企业业绩与公司治理的相关性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企业业绩与高管薪酬水平的关系，其中投资绩效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面开始出现于大众的视野内，而众多的学者又将投资绩效分为效率投资和非效率投资，并通过构建投资模型，将实际投资与预期投资回归的残差的正负来衡量是过度投资还是投资不足，然后再用薪酬业绩敏感度（Pay-Performance Sensitivity简写为pps）分别与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进行回归（朱庆伟，2008）[58]来研究他们之间的关系。笔者阅读相关文献发现一般在研究非效率投资时大部分学者只注重对过度投资进行分析而忽略投资不足，本文的一个创新点即对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同比例分析。在众多文献中，一般都分别将政府控制、投资绩效与高管薪酬水平三者中任意两者的关系，而将三者共同研究的比较少，因此笔者通过在区分了政府控制企业样本后的基础上，借鉴前辈学者的方法来区分非效率投资中的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然后用实际薪酬与“应得”薪酬的差即未预期薪酬来衡量非效率投资的程度，并与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进行回归来进一步研究政府控制企业投资绩效与高管薪酬水平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政府控制企业高管薪酬水平略高于非政府控制企业的高管薪酬水平，不论是政府控制企业还是非政府控制企业，投资绩效与高管薪酬正相关，而政府控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与高管薪酬水平负相关，薪酬契约在政府控制企业的管理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未预期高管薪酬与非效率投资正相关，即未预期高管薪酬越高出现非效率投资的可能性就越大，t-1年的公司发展潜力、投资及公司规模与t年的投资额呈正相关关系，自由现金流量、管理费用率与投资不足正相关；资产负债率、年度虚拟变量和行业虚拟变量都与高管薪酬负相关；t-1年的总资产收益率、cash、资产负债率、上市年限与投资负相关，自由现金流量、管理费用率与投资过度负相关；但是自由现金流量在非政府控制企业中与高管薪酬负相关，而在政府控制企业却与高管薪酬正相关，这从侧面反映了我国政府控制企业更加偏好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增长。通过对研究结果的分析，我国政府控制企业可以采取长期激励与短期激励相结合的薪酬方式来降低代理人私有收益或提高代理人的私人成本，进而达到代理人与委托人利益的趋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