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社会都面临风险和不安全,同时,通过一种发展模式不断制造新的风险和不安全。因此,对风险的防范是一个战术性的问题,更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从社会变迁和风险词义演变来看,在人类社会经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今天被一些社会学家称为“风险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风险概念的词义也发生了三次转型:从一个客观危害描述的概念转向一个包含主观判断的概念、从最初对地理空间的探索转移到对时间的探索、风险从与保险相连到与保险脱钩,风险的概念内涵也从一个统计学的概念走向了一个社会学的概念,最后在20世纪形成了流行的“风险话语”和风险社会理论。风险话语和风险社会理论反映了人类在对自己的发展模式和未来生存的命运重新思索。 不同形态的社会存在着占主导地位的风险形态,同时也生成了防范风险和消除危机的制度形态和决策模式。在农业社会中人类面临的自然风险和暴力风险,在长期实践中建立起了宗教和科学制度与理念防范客观意义上的风险,也形成了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式的公共决策模式。通过第一次现代化,人类进入了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支撑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有三个支柱“民族国家的政治权力、市场和科学技术”,在确立民主制度约束国家政治权力之后,人们认为工业社会主要的风险来自市场和资本,因而建立起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障制度以抵御经济社会领域的风险。市场的扩张性和包容性以及代议民主制的聚众能力将人类社会的政治从欲望支配的传统政治转变以利益生产和分配为中心的现代政治,建立起自下而上的公共决策模式。从这些风险防范制度初创而言,存在从民间自发性制度生长到通过国家权力确认和建构制度的历程。这也反映国家历来是重视经济发展问题,而风险则是民间社会所关注的问题。 工业社会骄人成就不仅源自科学技术提供的生产力,同时也加速了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科学技术也从最初的一种社会教养的地位走向了社会结构中的制度构成,在利益的驱动下,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正脱离政治体系控制,正按照市场和商业的逻辑运行,新的科研成果来不及检验就进入了生产和生活系统,人类社会正变成一个“试验社会”。科学技术的“风险”与副作用的潜在毁灭性的威力,将社会推向“风险社会”境况,人类试图通过第二次现代化改变自己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