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铁腕治腐、正风肃纪力度空前之大,全党全国范围内腐败问题得到有效地控制,但与此同时,公务员的心态和行为却在发生一些改变,体制内“慵懒散漫”问题变得严重:不求无功,但求无过;遇事逃避、推诿、不主动担责;消极怠工、得过且过等现象不断凸显。高压反腐的态势层层传导,基层成为不作为问题爆发的重灾区,人数在不断增加,涉及的部门和领域横向扩张。在当前政治生活领域,解决基层公务员行政不作为的问题迫在眉睫,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它既是新时期巩固全面从严治党成果的现实要求,又有利于党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公共管理精准化向纵深推进。本研究首先对基层公务员和行政不作为的概念进行界定,其次具体到A市基层公务员行政不作为问题发生的“场域”中,对省、市纪委监委网站上公布的不作为案情进行梳理,从行为类型、岗位类型以及所属领域三个方面进行案情分析。并进一步从公共服务的价值、动机和能力三个方面分析不作为的具体表现。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不作为问题的现实危害。然后以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分析了高压反腐与基层公务员行政不作为之间的具体逻辑关系。以官僚行为理论为基础,构建“个体动机-制度-环境”的分析框架,并针对不同利益主体进行深入访谈,从而更为全面、直观地反映A市基层公务员行政不问题的生成原因。最后,本研究从矫正个体行为偏差、完善各项制度和营造良好环境三方面来寻求基层公务员行政不作为问题的治理思路。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一是高压反腐和基层公务员不作为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在反腐的高压态势下,基层公务员选择不作为的交易成本低,比较优势明显,因此将不作为当作一种理想的策略选择的概率大。社会上类似“高压反腐直接导致公务员不作为”的论调是不成立的,对于不作为问题的生产原因需要多方考量。二是基层公务员个体行为偏差、制度设计与实施缺陷以及外部环境因素构成A市基层公务员行政不作为问题生成的原因。具体来看,宗旨意识淡薄、履职能力不足以及履职心态失衡构成个体动机因素;权责结构性失配、问责制度实施不精准、正向激励制度失效以及容错纠错机制缺失构成制度因素;仇官心态滋长、群众监督力量薄弱以及熟人社会关系的根深蒂固构成环境因素。三是从治理思路上看,应该从矫正基层公务员行为偏差、完善制度设计以及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三方面来治理A市基层公务员行政不作为问题。具体来看,需要从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和加强学习培训两个方面来矫正个体行为偏差;需要从健全权责清单制度、建立不作为的问责体系、完善公务员管理制度以及设置容错纠错机制四个方面来完善各项制度设计;需要从营造官民和谐的政治舆论环境、合法理性的社会交往环境以及高效畅通的群众参与环境三方面来构筑基层公务员干事创业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