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仲裁机制承载着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的去本地保护、去政治化的使命,但是随着实践发展却逐渐显露出正当性危机。正当性危机的重要方面表现在对投资仲裁庭的信任危机,其中一个侧面是投资仲裁庭被认为存在折中偏好,倾向作出折中裁判,即倾向寻求当事双方主张之间的妥协。针对这个侧面,为回应国际社会质疑,需从折中偏好内涵的探讨出发,继续分析其影响、现实可能性,进而展开折中偏好争议根源及回应的制度举措研究。第一章是本文绪论,阐明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方法。第二章探讨了国际投资仲裁的制度特点、投资仲裁庭折中偏好的内涵及影响。国际投资仲裁机制是仲裁制度的分支,不同于其他仲裁分支,国际投资仲裁具有独特性,表现在当事双方主体地位不平等、涉及国家公共利益等。国际投资仲裁的独特性特别影响着投资仲裁庭的裁判倾向,使投资仲裁庭不得不考虑投资者保护与东道国规制权的利益协调。在投资仲裁庭众多可能存在的偏好中,折中裁判偏好也稍显特异,这表现在它表面上“不偏不倚”,更难以被证成和指责。尽管如此,折中偏好影响了投资仲裁庭严格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裁决的观念,实质上使裁判结果变得不公正,也影响着投资仲裁的公信力。第三章探讨了实证研究下投资仲裁庭折中偏好存在的现实可能性。实证研究从两个方面展开,分别是对投资仲裁的调研访谈以及对投资仲裁案件裁决结果的统计分析。投资仲裁结果的量化特征佐证了投资仲裁庭折中偏好存在的现实可能性。尽管仅基于统计分析结果有必要谨慎地作出推论,但是定量分析结果依然存在法学研究意义,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它支持了投资仲裁庭存在折中裁判偏好的观点。换言之,实证研究结果增强了专家学者、律师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对于投资仲裁庭的公正性可能受其折中偏好影响的认识,加剧了投资仲裁庭的信任危机。退一步而言,国际社会对投资仲裁折中偏好问题仍争议不休,即使问题只是“感知的”,国际社会由此产生的信任危机也是要求改革和回应的充分理由。第四章探讨了投资仲裁庭折中偏好争议的根源,分析了投资仲裁庭折中裁判的主观动因以及客观进路。在主观动因上,投资仲裁庭成员借折中裁判希望获得委任机会、期待赢得裁判公正的声誉、希冀维护投资仲裁制度。在客观进路上,投资仲裁机制赋予的广泛自由裁量权为折中裁判提供了前提,借此投资仲裁庭得以充分自裁管辖权、自主解释实体条款、灵巧运用价值指引功能进行折中裁判,缺乏裁决的监督制约机制则为其提供了后路保障。正因为投资仲裁庭有意愿、有动机、有能力作出折中裁判,以及在裁决的实证研究方面对折中偏好现实可能性的认证,才有了投资仲裁庭折中偏好话题的争论不休。第五章探讨了通过投资协定以及仲裁规则路径推动制度改革,回应折中偏好的可行性举措。回应投资仲裁庭的折中偏好争议,需从消除主观动因和封锁客观进路两方面并举推进。一方面,应推动投资协定下的制度改革,厘清管辖范围、实体条款、例外条款内涵,合理划分投资仲裁庭裁判权与东道国规制权的界限,回应国际社会对国家公共利益保护的期待。另一方面,应推动仲裁规则下仲裁员选任机制、证据责任规则规范化以及建立常设上诉仲裁机制,实现裁判结果与委任机会脱钩、折中表象与声誉脱钩,通过监督矫正机制倒逼投资仲裁庭依法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