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一山是20世纪20至40年代很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他不仅在历史文献的整理与考释、清史研究、文化史研究诸领域成绩突出,史学思想之丰富、历史观之深刻亦不逊色于同时代许多史家。因此,系统研究其学术成果及学术思想,对认识近代史学发展的多元性、丰富近代史学史研究的内涵,具有重要意义。史料的搜集与整理方面。萧一山一生出版《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太平天国诏谕》、《太平天国书翰》、《近代秘密社会史料》等史料学著作四部,曾被誉为太平天国史料第一人。虽然存在某些失误,但成就已远远超出刘复、程演生等学界前辈,其中体现的大胆怀疑与阙疑存异精神与正宗的史料派学者并无二致。清史著述方面。《清代通史》在体裁体例、史料来源、历史观等诸多方面开创了清史研究的新局面;《清史大纲》以民族革命史观贯穿始终,虽然“革命意味过重”,但它创立了一种全新的近代史解释模式;《曾国藩传》详于曾氏学术而略其事功,其中寄托了萧一山立功、立德、立言的人生理想;《清史》系就《清史大纲》改编而成,调整去取之间时刻体现出作者的“匠心微意”。文化史研究方面。萧一山的文化史研究视角独特,他通过中庸哲学和现代辩证法的比对确认传统文化的优越地位,在此基础上展开对中庸文化、中国国民性演变、传统文化出路等问题的探索。虽然对辩证法理解不够深入,但萧一山确实把握了传统文化的某些特点,并在经世精神的推动下,实现了极端保守和激进西化两种文化观的奇妙统一。史学思想方面。萧一山赋予“经世”以现代意义,并将其作为自己毕生治学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这是他史学思想的灵魂。即便在距离现实最远的史料学领域,经世思想仍然有十分鲜明的体现。《清代通史》以章节体为框架,吸收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体的写法,体现出他对史书体裁的独到见解。详近略远、“政治、经济、文化均衡铨叙”、关注下层社会也是萧一山时刻遵循的史书编撰原则。史学著作审美更为后人树立了榜样。历史观方面。民族革命史观的最终目的是论证三民主义的合理性。它不能合理解释经济、文化的演进过程,并排斥了天地会、太平天国以外的农民运动。但其中并不包含民族歧视的成分,对丰富近代史研究亦有不可否认的学术意义。英雄史观虽不为我们所认同,但他对这一史观的宣扬隐含着敦促“英雄们”担负起抗战救国责任的现实要求。一分为二的历史人物评价方法、“大圈”、“小圈”理论等同样能够体现萧氏的卓识。萧氏学术是在“经世”思想的推动下,从“论史求真”开始,经由“拟经纶大法”,最后到达社会现实的学术体系,当可称之为“经世之学”。他的学术思想受到孙中山、蔡元培、梁启超、曾国藩的较大影响,同时广泛了吸收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其学术地位可用“孤独的学界彗星”概括:言其孤独,是因为他的不少学术思想与学界主潮相悖;言其为“彗星”,是因为其成就虽然一时间光芒四射,但学术生命过于短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