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社会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展，社会流动率明显提高，社会活力显著增强，中国已初步形成了一个开放的现代社会流动机制模式，但与此同时，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制度性障碍还未完全消除，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教育机会等仍成为影响人们向上流动和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的瓶颈，而一个社会要想获得持续性健康发展，必须要形成公平合理的社会流动机制。　　相比客观的社会流动，主观感知的社会流动对个人幸福感的评价、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及政治信任获得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本文通过对2010年CGSS问卷数据实证分析，试图找出影响当代中国自我判断社会流动的因素。通过验证发现除了制度性因素和政治性因素外，先赋性因素如城镇户口、父亲党员身份等依旧会对子女的自我判断社会流动产生显著影响且会助长社会阶层流动固化现象;通常认为，父亲职业对下代社会地位会产生显著影响，而与以往实证研究不太一致的是研究结果并未支持此结果。在后致性因素上，教育呈现着一个U型影响，而个人奋斗的价值观等则对阶层向上流动呈现着显著正向影响。综合分析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有些先赋性因素对自我判断社会流动的作用逐渐式微甚至不再起作用，而有些先赋性因素则仍在顽强地凭借着各项社会资本在发挥作用;此外，随着社会逐渐地开放以及各项制度的配套改革，后致性因素也愈发重要。　　因此，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在自我判断社会流动上在综合发挥作用，而且总是基于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构造，其中总有一种规则会更多地与一定时期的某种社会、经济、政治构造相适应，从而成为一种最主要的社会流动机制，支配着社会成员自我判断社会流动。而找出某个阶段的主导影响因素，进而有针对性地打破既得利益藩篱和社会资本优势，更好地壮大中间阶级，形成一个开放、合理、竞争、公平的社会流动机制，对保持健康有序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