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论研究中,警察治安权是警察权的核心部分,其具有权力法定性、主体明确性、目标明确性、人身强制性、侵害救济性、社会公益性等特性。为了有效应对和处置不同程度危害社会治安的行为,立法者为警察治安权设计了“行刑”并存的权力配置。警察治安权的“行刑配置”总体上符合我国社会的法治需求,但在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包括警察治安权“行政配置”的扩张倾向和“刑事配置”的滥用问题。分析警察治安权“行刑配置”失灵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其法律构造尚有不合理之处,特别是对受立案、“行刑”程序切换、强制措施、侦查手段、行政拘留等设计的监督制度不够严格;同时,身处行政体制中的警察组织为了满足应急维稳需求、追求更高行政效率、实现更好行政效益,本身就有混用乱用警察治安权“行刑配置”的内在动力;另外,权力扩张的冲动本能也是警察治安权“行刑配置”失灵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解决警察治安权“行刑配置”失灵的问题,更好地兼顾维护社会治安和保障公民权利,可以从四个方面对警察治安权权力配置进行完善。一是突出警察组织的治安职能,分离其短期羁押、司法鉴定等职能和非警务活动任务,使其职能更加清晰,各项活动更加便于监督;二是完善警察治安权“行刑配置”的法律构造,加强对警察组织部分决定权的司法审查,完善行政执法证据转化为刑事证据的审查机制,畅通警察组织办理案件告知、送达和信息公开渠道,严格警察组织内部办案流程审查;三是建立岗位责任制和终身追责制、公检法信息共享制等工作机制,强化对警察治安权运行的监督;四是调整警察治安权运行的评价体系,对“行刑”两种权力配置的不同价值追求进行直接体现,将价值追求具体化为目标任务,将目标任务具体化为评价指标,更加科学地驱动警察组织正确行使警察治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