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是清末民初重要的历史人物,他的一生经历曲折又波澜壮阔。该文从袁世凯开缺回籍前的北京政局入手,概述清廷中央的人事变动,并着重对比袁世凯与慈禧太后、庆亲王奕劻、摄政王载沣、军机大臣张之洞之间的关系。从广阔的视野上,去论述袁世凯在政治上的复杂关系,尤其在北京的中枢机构,袁氏的亲信基本上渗透到各个中央部门。在华北、东北的广大地区,袁氏的亲信把持着东三省、华北地区以及北京的军事防务,特别是他一手创办的北洋新军更是忠心耿耿地追随其后。新上任的摄政王载沣面对家仇和袁世凯权力的威胁不得不采取措施,将他开缺回籍。袁氏开缺回籍,该文论述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期间,从保护自我、保护北洋系的利益出发,投靠慈禧太后,客观上导致光绪帝被囚瀛台,以致戊戌变法失败。而载沣正是光绪帝同父异母的兄弟,此为家仇,载沣不可不报。二是从权力争夺的角度来说,袁世凯在清末官制改革中,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表面上推举庆亲王奕劻担任总理内阁大臣,实际上自己在背后操纵实权,这样便引起以载沣为首的满洲贵族的憎恨,他们从加强皇权的角度出发对袁世凯进行反击。综合以上两方面,袁世凯最终在1909年初被开缺回籍。该文在论述1909-1911年袁氏开缺回籍到东山再起这段历史时,从袁氏开缺回籍定居彰德洹上村开始,简要介绍养寿园的建筑格局、袁氏的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袁氏诗词等;再探讨袁世凯与兴办实业和家乡公益事业的关系;特别是他隐居洹上村三年的书信联系。这三年的书信联系从一定程度上展示了袁世凯的洹上岁月,也从他为人处世、家庭生活、社会交往、化解政敌的各个方面理顺袁氏开缺回籍之初并没有东山再起的打算,只是为了自身安全考虑的正常表现。袁氏这三年虽然主观上没有流露出山的打算,但客观上,他的做法为自己赢得广泛的社会支持和政治关注。袁世凯这样一个乱世枭雄,毕竟生来不甘寂寞,历史恰恰也给了他这样一个机会。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凯。起义爆发之后,袁氏起初应诏但未出山,给外界的印象是:“不行不止,亦行亦止”,表面上看似消极应对清廷的起用命令,但实际上袁氏作为一位有着丰富军旅经验的统帅,深知打胜仗需要各方面的因素配合,需要募兵、筹饷、赈灾、统一指挥权等等。在武昌起义爆发的这段时间内,他积极与清廷中央和地方联络,一方面要取信清廷,另一方面要及时应对湖北的革命党。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有学者认为,袁氏东山再起是蓄谋已久,处心积虑。这样的观点是欠妥的,也是对袁氏的妖魔化。我们不能以历史的结果强加臆测袁氏的动机,把他描述成事事都有不良动机,步步都在算计的政治投机者。在这一时期,袁氏与清廷就出山问题讨价还价是基于作战需要募兵、筹饷、选任将领、赈灾、统一军权这些实际的物质和政治保障做出的反应,而封建帝制绝不容许臣子拥有不被节制的权力,这是政治的矛盾,也是人性使然。历史的发展方向不是被某一方力量牵引,而是多种合力的结果,袁氏出山自然也不例外。袁氏从开缺回籍到东山再起,之所以有常人不能有的人生经历,除了武昌起义爆发这样一个绝佳的历史机遇外,该文提到以下两点原因。一是外部因素,有利的政治局面和社会各界包括西方列强对袁氏的支持。社会各界对袁氏的支持主要源自于北洋集团代表的“军权”,资产阶级立宪派代表的“绅权”,西方列强代表的“洋权”,以及复杂尖锐的满汉民族矛盾为基础的有利政治局面。二是袁氏的个人才能。袁世凯是清末乱世枭雄,在清末政坛能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官二代子弟,不通过科举正途一步一步走到清廷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的位子,除了历史给予他的机遇外,还有他卓越的个人能力和政治业绩。个人能力体现在他喜好结交,广结姻亲,敢于担当,重视声誉。政绩上,他守土有责,经营北洋,兴办实业,禁烟禁毒,重视教育,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为自己也赢得了良好声誉。天时、地利、人和的历史因素,最终让袁世凯东山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