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的健康水平是反映一国或地区居民的健康水平和生活条件重要指标,个体的幼儿时期的健康状况也会影响其一生的福利、寿命与人力资本。我国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社会和经济经历了巨大变迁,劳动力市场不断演进,妇女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比例显著提高,这有利于增加收入水平、提高家庭生活质量。然而,妇女往往在家庭生活中扮演着两种角色——收入挣取者和儿童看护者,其就业的变化对于子女的健康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是相对复杂的。文章采用中国微观家庭调查数据库从1991年至2011年的数据,首先对我国九个省份的儿童基本特征、健康状况、家庭特征以及生活环境特征进行描述统计,并分析了母亲就业情况与儿童健康之间的数量关系。研究发现:城市地区母亲不工作的儿童健康状况最佳,农村地区母亲不工作的儿童健康状况次之,然后是城市地区母亲工作的儿童健康状况,最后农村地区母亲工作的儿童健康状况最差。为进一步识别妇女就业行为对儿童健康状况的影响,文章构建了儿童健康产出模型。考虑母亲劳动供给、儿童照料与儿童健康之间的内生性关系,本文在引入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的方法,选取的工具变量分别为:按照年份、地区和行业划分的性别平均工资水平、按照年份、地区划分的女性失业率以及按照年份、地区划分的当地物价水平。从回归结果来看,母亲增加劳动供给同时减少儿童照料对儿童健康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母亲增加劳动时间带有家庭收入的提高有利于儿童健康的提高,但由于工作降低儿童照料或者工业压力带来儿童照料效果的下降对儿童健康的负面的影响更大,整体呈现出家庭收入对儿童健康具有正向影响,母亲劳动供给对儿童健康具有反向影响。考虑到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的儿童可能受母亲劳动供给影响的程度不一样,本文按儿童对母亲依赖程度分成三个年龄段,分别就不同年龄段以及性别进行回归识别,结果发现0—2岁和2—5岁的儿童健康状况与母亲就业行为表现出显著的负面影响,5—12岁儿童的健康状况与母亲就业行为之间没有显著关系。从性别差异的角度来看,女孩相比男孩在营养方面处于不利地位,说明性别偏好行为使得家庭对女孩的健康投入受到歧视。母亲劳动时间的增加对男孩的负面影响较较女孩的影响要大,母亲收入增加对男孩女孩均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且这种正外溢性没有表现出对孩子明显的性别歧视。最后,母亲增加劳动供给有助于缩小儿童营养状况的性别差异,但整体上来看是降低了儿童的健康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