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资源型城市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承担着能源供给的角色,为加快我国工业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转变,煤炭资源型城市长期以来形成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已表现出难以适应,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迫在眉睫。对于创新要素投入有限的煤炭资源型城市,提升创新效率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以互联网、5G、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科技革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正深刻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煤炭资源型城市能否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创新效率赶超、步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模式,是时代赋予煤炭资源型城市的新机遇,也是学术界探索煤炭资源型城市在新时代提升创新效率的重要契机。本文首先以马克思的科技创新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技创新思想以及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为理论依据,结合煤炭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特点,构建了煤炭资源型城市创新效率分析框架,并将数字技术引入其中分析了数字技术对煤炭资源型城市创新效率的作用机理;其次是测度了煤炭资源型城市数字技术水平和创新效率;三是利用基准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限效应模型对作用机理进行了检验;四是以山西省煤炭资源型城市为例,分析了数字技术对煤炭资源型城市创新效率提升的实践经验与不足;最后,结合机理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提出了煤炭资源型城市利用数字技术提升创新效率的对策建议。本文研究得出的主要观点和结论如下:（1）通过机理分析得出,数字技术能够推动煤炭资源型城市创新效率的提升,包括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直接作用是指数字技术通过变革创新活动劳动工具,一方面可提升研发活动的数据处理能力、科学决策能力,加快知识溢出速度,提升劳动力素质;另一方面可带来创新活动组织形式变革,有利于创新要素配置效率和网络化协同创新效率提升,进而提高创新效率。间接作用包括三个路径:一是数字技术能够通过提升煤炭资源型城市传统产业的效率和质量以及数字产业比重,从而优化创新活动的产业基础,尤其是采掘业数字化改造能够释放出对制造业和创新活动的挤出效应;二是数字技术能够通过促进煤炭资源型城市政府和市场的技术性融合,从而降低创新活动制度成本和交易成本;三是数字技术能够通过优化煤炭资源型城市创新主体结构,提升民营企业比重,从而提高创新效率。然而,无论直接作用还是间接作用,都会受城市劳动力素质和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影响,从而使数字技术对创新效率产生非线性作用。（2）利用熵权法和DEA-Malmquist指数测算得出,整体上煤炭资源型城市数字技术水平和创新效率都在不断提升。具体来看,煤炭资源型城市数字技术水平地提升以数字基础设施改善为主要方式,数字产业发展水平高于数字融合水平;从煤炭资源型城市单要素创新效率来看,其创新效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科技人员和研发资本投入强度也远低于发达城市水平;从全要素创新效率来看,46个样本城市中有36个煤炭资源型城市创新效率完全是由规模扩张驱动,根据创新效率及分解项的不同特征,本文把煤炭资源型城市创新效率划分为技术主导型创新效率、集约型创新效率和规模驱动型创新效率三种类型。（3）利用基准回归模型检验发现,数字技术能够提升煤炭资源型城市创新效率,且对创新活动中技术效率提升作用相对较大,说明数字技术对煤炭资源型城市创新活动中资源配置效率、规模效率的提升作用大于对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4）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数字技术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市场化水平和提高民营企业比重能够促进煤炭资源型城市创新效率提升,且三个中介变量作用效果不同。数字技术通过三个中介变量有效提升了煤炭资源型城市创新效率,主要是促进了创新活动的技术进步,而对技术效率均不存在中介效应,说明数字技术对技术效率的提升以直接作用为主。另外,在创新效率提升方面,市场化改革、产业结构、民营企业比重的中介效应依次减小。在技术进步方面,数字技术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对创新活动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最大。（5）利用门限效应模型检验发现,劳动力素质和数字基础设施水平是数字技术作用煤炭资源型城市创新效率的门限变量。劳动力素质对煤炭资源型城市创新效率存在双门限效应,对技术进步存在单门限效应,对技术效率不存在门限效应,而且对技术进步的门限值小于对创新效率的门限值;数字基础设施对煤炭资源型城市创新效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都存在单门限效应,而且对创新效率和技术效率的门限值高于对技术进步的门限值。（6）通过案例分析发现,山西省煤炭资源型城市利用数字技术通过推进智慧矿山建设、数字政府建设和提升民营企业占比能够有效提升创新效率,而且城市不同的数字化路径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具有差异性。长治市通过不断提升数字技术以及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对创新效率提升作用最大;大同市通过引进、培育数字产业对创新效率提升作用也相对较大;而吕梁市单纯依靠引进大数据产业,与城市融合发展不足使得数字技术对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有限。（7）结合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提出完善创新活动劳动方式、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提升政府数字化治理能力、推动民营企业提质增量、培育和储备数字技能人才以及改善数字基础设施是煤炭资源型城市利用数字技术提升创新效率的关键举措。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一是构建了包含微观创新活动、宏观创新环境和创新基础条件的煤炭资源型城市创新效率分析框架。现有文献对煤炭资源型城市创新效率地分析存在过于聚焦煤炭产业或者较为全面但资源型经济特点不突出等情况,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是在全面分析创新效率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又结合了煤炭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特点,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二是从数字技术视角较为系统地研究了数字技术对煤炭资源型城市创新效率的作用机理,为研究煤炭资源型城市创新效率问题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并从直接作用、间接作用和非线性作用三方面形成了相对系统的研究,丰富了数字技术影响区域创新效率的研究成果。三是以煤炭资源型城市创新活动的投入产出为研究对象,整体刻画了我国地级市层面煤炭类资源型城市创新效率的格局与特点并进行了类型划分,补充了已有研究对煤炭资源型城市创新效率评价的不足。本文研究存在的不足,一是没有基于不同的创新效率类型进行异质性分析,本文把煤炭资源型城市创新效率划分为三种类型,但由于不同类型城市样本数量有限导致无法进行合理的异质性分析,未来可将样本城市拓展到县级市增加样本容量以进行具体分析;二是受限于数据可得性没有实证检验煤炭采掘业数字化转型对城市创新效率的改善作用,未来可进一步通过调研等方式获取微观数据进行检验;三是对煤炭资源型城市数字技术水平的评价需要进一步完善,未来可将城市的数字政务、数据要素价值等因素纳入评价指标体系,以更加全面地评价煤炭资源型城市数字技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