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的犯罪学思想产生于春秋时期早期，在我国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内，先贤黄帝、姜太公以及周公的思想学说对当时社会影响依旧很大，整个社会呈现出“王纲解纽”、“公田不治”、“礼崩乐坏”，一片混乱的状态。这些思想学说和复杂的社会环境为管仲犯罪学思想的产生和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元素和经验事实。管仲关于犯罪原因的理论是从政令不顺民心、物质的匮乏、教化不足以及人性趋利恶害的本质四个方面展开论述的。相对而言，其对犯罪治理的理论根据这四个方面的原因，有的放矢地提出了相应的对策。这些对策包括：政治上，“令顺民心”；法律上，“修旧法，择其善者业用之”；经济上，农工商全面发展；教育上，加强礼、义、廉、耻的教化。管仲的犯罪学思想是我国先秦时期比较系统的思想，对后世治理犯罪有着极大的影响。两千多年来，很多治理犯罪手段都有管仲犯罪学思想的影子。管仲的犯罪学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内涵博大精深。他的许多犯罪学主张在现阶段实践中都有所吸收和采纳，成为治理犯罪的重要手段。比如：依法治国的理念；立法与时俱进；法制与德治并重等等。除此以外，其具有借鉴意义的还有：加强社会保障预防犯罪；强化全民德教，将德教置于其他教育之上控制犯罪；奖励见义勇为治理犯罪。管仲的犯罪学思想根植于我国社会土壤，与国外某些理论相比，更具有现实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