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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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辖权的确立是国际投资仲裁庭解决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的基本依据和前提条件。随着中国投资者与中国政府深入参与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以及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实施,为平衡投资者保护与东道国规制权的行使,必须结合区域贸易协定投资条款安排,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投资仲裁条款。论文以当下国际投资法律与实践的变革作为切入点,分别从区域贸易协定国际投资仲裁庭管辖权的规则构成,扩张的路径、成因及危害,约束的路径以及中国的立场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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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辖权的确立是国际投资仲裁庭解决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的基本依据和前提条件。随着中国投资者与中国政府深入参与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以及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实施,为平衡投资者保护与东道国规制权的行使,必须结合区域贸易协定投资条款安排,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投资仲裁条款。论文以当下国际投资法律与实践的变革作为切入点,分别从区域贸易协定国际投资仲裁庭管辖权的规则构成,扩张的路径、成因及危害,约束的路径以及中国的立场等方面进行分析和论证,以期对区域贸易协定国际投资仲裁庭的管辖权问题进行全方位、体系化的思考。第一章阐述了区域贸易协定国际投资仲裁庭管辖规则。现代区域贸易协定投资条款包括传统双边投资协定模式、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模式和混合解决模式这三种类型;从具体条款来看,则包括了仲裁前置条款、仲裁范围条款等管辖条款以及透明度条款等其它条款。同时,区域贸易协定投资章节对管辖权的确立均有明确规定以及对仲裁庭的权力有限制,仲裁庭必须基于限定的属事、属时、属人管辖范围,管辖合意行使管辖权。因此,基于不同需求设立的区域贸易协定与双边投资协定国际投资仲裁庭管辖规则,在缔约数量、条约内容及核心目的等方面存在区别,但在发展趋势等方面又有相同之处。第二章结合案例分析了国际投资仲裁庭管辖权扩张的路径、成因及危害。国际投资仲裁庭倾向于扩张属事、属时、属人管辖范围,通过对附期限当地救济条款无效解释、对岔路口条款严苛解释以弱化当地救济,并倾向于将最惠国待遇适用于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积极适用保护伞条款,扩大“同意”范围,从而扩张管辖权。投资者诉权的专属性,国际投资争议的竞争性管辖等环境因素,激发了国际投资仲裁庭扩张管辖权的动机。这种扩张管辖权的解释路径及方法压缩了东道国行使规制权的空间,引起了主权国家的质疑与反思,致使国际投资仲裁庭面临正当性危机。第三章探究了区域贸易协定对国际投资仲裁庭管辖权的约束路径。国际投资仲裁庭扩张管辖权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投资条约相对模糊、概括的条款给予了仲裁庭扩张解释的空间。因此,《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综合性经济贸易协议》、《美墨加协定》等超级区域协定开始调整投资条款,限定属事、属时、属人管辖范围,强化当地救济或放弃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规定最惠国待遇不适用于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废除保护伞条款以切断扩张路径,来回应国际投资仲裁庭扩张管辖权的趋势。与此同时,国际投资条约还积极探索借助投资争端预防措施、引入调解机制解决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的正当性危机。这些条款都体现了最近国际投资条约的发展动向,可为中国谈判区域贸易协定投资条款提供参考。第四章在分析中国签署的区域贸易协定内容、涉华仲裁案例基础上,立足于中国的投资仲裁需求,提出相关建议。除《中国与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投资章节全面规定了投资待遇、投资保护、投资争端解决等投资条款外,中国已签署的区域贸易协定还有部分未规定投资章节,已有的投资章节大多过时。随着中国投资者利用国际投资仲裁维护权利的案例增多,现有投资条约并不能满足中国投资者海外投资的需求。中国应以自由贸易区战略为依托,充分利用区域贸易协定谈判,就修改条约事宜及时提出磋商请求,明确投资及合格投资者、属时管辖范围;采用弃权条款,健全与完善当地救济条款;视缔约方约定最惠国待遇是否适用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并废除保护伞条款,以警惕国际投资仲裁庭扩张“同意”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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