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对归化异化在文学翻译,特别是文化承载词汇翻译时的应用进行了研究。以老舍《骆驼祥子》的两个英译本(Rickshaw Boy和Camel Xiangzi)为案例,说明归化异化各有优劣,在使用时译者要把握好一定的限度。不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翻译界都经历了一场关于归化和异化的激烈争论。其焦点在于翻译时采用哪一种策略更好。自1990年安德烈-勒弗菲尔和苏珊-巴斯奈特提出“文化转向”之后,翻译研究的重点便从语言的形式与结构转移到文化上来。翻译,作为不同语言之间进行交流的媒介,更承担着文化传播的使命。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所处时代的文化与特点。因此文学翻译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推动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归化异化是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1995年在《译者的隐形》一书中正式提出的。他认为归化是民族霸权的体现,而异化却可以尽可能地保留和反应源语特点及其文化,从而抵制民族霸权。在中国,鲁迅对提倡欧化译法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他“宁信而不顺”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对翻译界产生了负面影响。之后,张若谷,朱生豪等人提出了归化的思想。他们提倡要保持原作的“神韵”,而不必拘泥与字句之间。异化固然能够保留源语特点,达到传递文化的目的,但是过多的强调异化又会导致直译现象的产生,使得译文读起来生硬,不可理解；而归化虽然能够保证译文的顺畅,但过分的强调归化又会使得译文失去原文的特色,读起来不像译文。通过对《骆驼祥子》两个英译本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在不妨碍目的读者理解的基础上,译者要尽量的使用异化,以达到文化传播的目的；而异化的使用是要建立在译文的可读性基础之上的,否则一部不被译语读者所理解的译文,很难进一步谈论文化传播的成功与否。所以当异化无法确保译文的可读性时,译者要在一定程度上舍弃文化元素,以归化的方式确保译文的顺畅和可理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