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我国改革开放后四十余年经济发展历程,实现了GDP持续高速增长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后逐渐向高质量增长阶段稳步转变,国家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关注从未松懈,早在党的“十八大”中便提出要发挥创新的推动作用,以期在国际市场上通过创新能力抢占先机,随后多次强调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布局,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又上将创新列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不难发现,在我国未来经济发展中创新必将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从微观角度看,创新对企业的生存发展亦起到关键作用,能够为企业占据国际国内市场提供源动力,更是帮助企业维持市场份额、控制生产成本和节约劳动力资源的重要手段。因此探究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对企业和国家发展具有相应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一方面企业作为国家创新发展战略的微观主体,其创新能力的强弱对自身市场竞争力的提升和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企业创新具有高风险、高投入、高延迟收益的特性,决定了企业在筹集资金上面临着外部资金难以获取的困境,因而通过开展税务筹划进行合理避税节约内部资金可以为企业投资创新活动提供新的可能,由此对创新能力的造成影响。关于企业合理避税的经济后果,主要从两方面衡量,一是合理避税会为企业节省当期现金流,内部资金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所受外界融资约束,并且间接增加公司收益和股东财富,从而对提升公司价值具有正面意义;二是企业进行合理避税会消耗大量统筹成本,并可能带来信息不对称程度加剧、委托代理问题加重、投资风险增加和公司声誉受损等危害。正是由于企业合理避税与创新活动一样需要提前衡量风险水平,根据企业自身风险承担能力妥善开展相关活动,从而使合理避税后产生的现金流对创新能力的影响产生了不确定性。鉴于企业合理避税不同于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且通过这一行为间接增加的内部现金流可以为企业创新活动所用,因此本文利用2004年至2016年A股上市公司财务与专利数据,探究企业合理避税对其创新能力带来的影响。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后,选用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作为企业创新投入的衡量变量,以三类专利申请数量作为创新产出水平的衡量方式,以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占全部专利申请数目的比重衡量企业创新质量,用企业会税差异作为合理避税代理变量;在控制相关变量后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企业合理避税可以有效刺激创新活动,具体表现为创新投入与产出水平的增长;但同时也发现企业创新质量受到相反的负面影响。随后本文就产权性质、融资约束和公司治理水平的调节作用对样本数据进行检验,发现民营企业和融资约束低的企业其创新质量受到更显著的影响,公司治理水平越完善的企业其创新能力受到的负向影响越微弱。根据相关实证结果,本文为企业创新能力特别是创新质量的完善提供新的解决思路,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拓宽外部融资渠道;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完善内部治理体系;优化政策激励措施,关注创新质量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