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作为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培养中小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引导和价值融通作用。随着我国社会架构的急剧“转型”变革和全球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德育教育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体而言,这些变化突出表现在以下七个领域:在经济方面,我国逐步从讲究均平主义思想的计划经济体制向追求效率和利益差距的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从小农意识浓烈、追求小富即安生活的农耕文明向崇尚都市生活的工业文明转变;在政治方面,民众逐步从依靠家族血缘伦理生存向追求民主与法制思想生活过渡,逐步从“官本位”思想向“金本位”思想过度,政治话语的传播逐步由屈从于强干弱枝的话语霸权和崇尚“道”理机制转向公开透明的的信息互动和追求真理方面转变;在民众的自我主体性认知方面,逐步从被抽象和格式化了的“私民”符号身份向具有主体性人格的公民身份转变,从传统的被动规限和顺从角色向现实的主动参与和批判角色转变,从淡化个人价值、崇尚“社会本位”的思想观念向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结合的双核价值观念转变;在民众生存心理方面,逐步从内敛保守、重义轻利的含蓄向发散张扬和义利结合的开放转变,从传统隐忍的“拜物教”慰藉意识向现实的生活化实体意识转变,从“重文尊道”的儒家生存哲学向崇尚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相结合的双核价值观念转变;在民众之间的信息互通方面,逐步从以前的盲目狰狞和思维隔离向现实的群体感认同和信息互动共融过度;在外交方面,逐步从以前的崇尚政治维系功能和防御色彩的“家国”意识向现实的追求平等对话和通融协商的“世界公民”意识转变;在哲学方面,方法论基础和价值根基逐步从以前的崇尚权威性和实证主义思想向现代的追求主体话语解释性转变,从单一的道德伦理流派向人本化的多维伦理流派转变。等等这些外部环境的复杂变迁和调整就使得我们目前的相对规限的“文本化”[1]德育模式已经凸现出了诸多与时代的不协调现象,譬如我们的德育内容体系过多地彰显着政治规限和伦理单一属性,而缺乏必要的社会通融和生活肢解功能,德育方法体系更多地凸显着对权威的敬畏和顺从,而缺乏双向的交流融通和主体解释;德育目标体系一方面比较虚幻和空洞,另一方面也缺乏对主体性人格的尊重和对全球多元文化的筛选和跟踪;德育评价体系依然是按照传统的政治和道德伦理谱系来设计和实施的,而缺乏一种动态的、多维的监控设计和微观的、价值有涉的质性剖析[2]。等等这一些问题的不断凸显就需要我们重新反思和审视现有的德育模式,进而营造一种人本化、生活化的并与时代同步的德育模式,以适应新的社会架构运作需要。韩国与我国都同处于东亚儒家文化圈,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也都经历了“转型”和蜕变的痛苦。更重要的是,韩国在变革的关键时期,不仅成功嫁接了西方新市场经济制度,而且将西方新伦理价值观和生活道德理论与东方传统道德伦理观加以揉合,并成功地实施于中小学公民道德教育全过程之中。这也是韩国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仍然展现着良好社会秩序和大度谦和的精神面貌的主要原因所在。本论文将首先从社会文化背景、理论基础、内容体系、目标体系、方法和评价体系六个方面对中韩两国中小学公民道德教育做出比较考察,并结合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有效吸收韩国道德教育的成功之处,为我国中小学公民道德教育的健康发展提出一些针对性和实效性都较强的借鉴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