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的犯罪形势,尤其是有组织犯罪率和暴力犯罪率快速飙升,已逐渐成为我国刑事法领域必须应对的新问题。在此情形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及其在实务中的应用便成为我国法学界研究的焦点。特别是2010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制定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首次明确了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又在法学界掀起了一股研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风潮。本文从杜培武真实案例入手,结合立法目的、改革目的和司法实践,试图将两高三部联合制定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进行解读和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并进行较为深入的法理分析,以期指导司法实践。本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以杜培武案为切入点,介绍案件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分分析了案例中存在的问题;三部分是在第二部分的评析基础上,深层次的从学理和实践上探讨和分析《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本身的不合理性以及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不足;通过上述的阐述,《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存在的问题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对非法言词证据的取得范围过于狭窄,无统一界定标准;二、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则过于笼统;三、对衍生证据(即“毒树之果”)没有作出规定;四、讯问人员不出庭作证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不明确;五、救济程序不完善。针对上述的问题并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笔者大胆的对《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提出了完善建议。以期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完善以及司法实践中问题解决提供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