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幕正剧《大雷雨》作于1859年,是俄国剧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代表作品之一,它的诞生标志着奥斯特洛夫斯基戏剧创作的成熟。而四幕正剧《雷雨》写于1932年,是我国著名剧作家曹禺的开山之作、成名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被称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面旗帜。这两部剧作的问世,均在其诞生国度引起了巨大反响,而且享誉至今,成为世界剧坛熠熠发光的两颗明珠。这两部同名戏剧的创作时代背景和作者个人经历不尽相同,他们却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中刻画出同样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而且两部作品在戏剧情节、人物形象、典型环境等方面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经过仔细分析和深入探讨之后,我们却发现它们的相同之中有着不容忽视的不同之处。从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领域衍生出来一些具体的方法体系,逐步构成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分支,其中文类学、主题学和比较诗学占着显著的地位。主题学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的跨国或者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重点在于研究对象的手段和形式。主题学研究的是“各国文学互相假借着的题材”,是“打破时空的界线来处理共同的主题,或者,将类似的文学类型采纳为表达规范”,它讨论的主要内容是母题、主题、题材、情境以及意象、套语等。我国学者将主题学的研究分类划分为:母题研究、主题研究和情境研究。而主题研究关注的对象不是个别作品的主题,而是主题的相互取舍、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即同一主题在文学史上的不断重复和演变,不同作家对同一主题的接受和处理。本文运用了比较文学中比较普遍的平行比较的方法,以相关的文学理论和戏剧理论为基础,从比较文学、戏剧艺术以及深层创作心理方面重新解读这两部同名戏剧,发掘戏剧的多层次、多角度的主题,以探求它们的相同主题从内容到形式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全文由绪论、正文、结论三部分构成。除绪论和结论部分之外,正文部分共包括三章八节,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戏剧主题进行平行比较,其中包括了性格与命运的主题、压迫与反抗的主题、婚姻道德与情爱人性的主题。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比较文学理论中主题学的基本概况、研究内容和研究分类,说明了本文的研究意图以及方法,概括了其理论与实践意义。在第一章中我们分析了这两部戏剧中性格与命运的主题,认为决定主人公悲剧性命运的关键因素是社会环境以及由社会环境决定了的家庭环境。与此同时,男女主人公的个人性格和个性也是造成其悲剧命运的不容忽视的因素。在命运面前,女主人公们在沉默中的爆发是鲜明个性的勇敢无畏,而男主人公们在沉默中的灭亡则是孱弱性格的悲哀无奈。在第二章中我们探讨了压迫与反抗的主题,总结出两部戏剧的主人公们面对残酷压迫的三种反抗形式:女主人公全都以自我毁灭主动抗击,“站着死”的勇敢无畏让她们虽死犹生;男主人公无一例外地逃避现实消极对抗,“跪着生”的懦弱卑怯让他们成为活着的死人;而戏剧的“非主角”都选择了“出走”的方式来反抗压迫以追求解放和自由,成为新生力量的优秀代表。在第三章中我们研究了婚姻道德与情爱人性的主题,发现两部戏剧中的“情”与“理”都无法两全:婚姻与爱情的碰撞、理性与感性的交锋以及道德与人性的冲突成为爱情悲剧、婚姻悲剧的根源所在。婚姻内外的情感都在理性的自我约束和爱欲的生命力量中受到压迫和冲击,从而使得道德与人性的交锋越发激烈,最终写就了婚姻道德和情爱人性的悲歌。结论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概括和总结,突出了《雷雨》和《大雷雨》这两部同名戏剧中性格和命运、压迫与反抗、婚姻道德与情爱人性三大主题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充分肯定了它们各自不朽的艺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的新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体系为基础,将中、俄两个不同民族的不同时期的戏剧作品放在一起进行系统地对比,首次对其戏剧主题做历时性的比较研究。第二,多层次、多角度地发掘同名戏剧的多重主题,不单单总结出它们的相似、相同、相通之处,而是更深刻地分析戏剧“形同”之下的“神异”和“意异”。第三,在对这两部戏剧的解读过程中,尝试性地采用更为现代、感性和宽容的视角,尤其在某种程度上回避了以往文学研究中对剧中部分人物以及情节的“定性”。本文的理论、实践意义在于:首先,探讨了比较文学领域主题学层面上的中俄戏剧文学关系,扩展和加深了俄罗斯戏剧文学研究的主题学内容;其次,在俄罗斯文学研究中开辟出一条中、俄文学多层次、多角度比较研究的途径,在形式和内容上充实了中、俄文学关系研究的方法;最后,通过对这两部经典戏剧较为深入的历时性的文本分析和解读,促进了俄罗斯文学研究新领域的拓宽。本文运用平行比较的方法对这两部同名戏剧进行主题学层面上的分析解读是尝试性的,而更艰巨也更有意义的工作是从艺术形式以及美学特征层面上对这两部戏剧进行比较研究,这还有待于我们在文艺理论和哲学美学思想领域的更深入的学习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