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现代化使得行政事务越来越具有综合性和专业性,行政活动目的达成往往需要多个机关以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式参与,多阶段行政程序由此产生并得以发展。多阶段行政程序中的数个行政行为,由各行政机关依据各自职权独立作出,但它们之间又有着关联性,这种关联关系在实践中会表现为诸多样态。先行行为于多阶段行政程序中地位如何,会对后续行为产生何种影响,决定了其在行政诉讼中是否受合法性审查及审查程度。先行行为的实务样态,依是否具有实定法依据而有所差别。如果实定法明确要求,后续行为的有效作出,应当以有效的先行行为为前提,则先行行为自然会对后续行为产生拘束力。而没有实定法依据的先行行为,根据构成要件效力在不同类型行政行为上的不同影响,对后续行为的具体拘束程度也有所不同。多阶段行政程序在现代行政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此产生的行政争议也成为了必须直面的问题。在多阶段行政程序中,处于阶段程序末梢的被诉行政行为必然与处于同一行政程序中的先行行为有着不可忽视的关联性,也因此产生了先行行为如何审查的问题。多阶段行政程序先行行为司法审查,表面上遭遇法律依据缺乏、适用原则难度大等显性而直接的问题,实质上还必须突破法学理论和价值判断等隐性而根本的困境。消极司法的模式使得法院在面对多阶段行政程序争议解决的问题上难以有所突破,在具体案件的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法安定性和公平正义选择中更是难以作出决定。对于法院,更为安全而稳定的决定,很显然是选择被动司法,公共利益优先以及维护法安定性。但是法院若是永远安于处在“舒适区”,那么多阶段行政程序司法审查问题也就难以得到彻底解决。因此,在传统行政行为理论的瞬间抓拍视角难以实质化解行政争议时,法院应当转换视角,从范围更广的行政过程视角出发,审视多阶段行政程序的司法审查问题。通过立足行政过程视野,强调能动的司法审查,重构理论适用逻辑,创新原则适用模式,探索出更有利于实际行政争议解决的审查思路。法院应当明确审查范围,筛查与被诉行政行为相关的先行行为并确定其可争讼性;明确涉诉对象,确定先行行为作出机关以诉讼第三人的身份参与到相关的行政诉讼中;明确审查标准,从肯定违法性继承的角度出发,对多阶段行政程序先行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实质性审查。实质性审查梯度,以是否具有明确的法定审查依据为标准,区分为可撤销性违法事由审查和重大明显违法事由审查。违法性继承效果应当根据个案中先后行为的具体羁束关系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