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在外,经济全球化与金融自由化不断推进,全球金融业混业经营发展进程不断提速；国际社会对于我国的金融改革关注度越来越高。在内,利差不断缩窄催促着我国商业银行探索如何转变盈利模式。根据各省金融年鉴中的数据显示,2008年之后各省的间接融资额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跨越式发展。以北京、上海等经济发展前列城市为例,2008年两市间接融资额分别为3149亿元和2275亿元,而在2009年,该数据为8042亿元和5791亿元。虽然不能简单的以间接融资数据代替,但这些数据也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企业对于投资银行业务的需求不断提高。券商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利用市场需求扩大、国家政策松绑等条件,业务发展迅速。以国有银行为代表的商业银行在这一业务领域已经处于落后地位,必须改变态度奋起直追。俗话说,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对国有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选择模式的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必要性。选择交通银行作为本文分析的对象的原因有两点。一是交通银行是我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国有商业银行之一,在我国的金融业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1987年重组后,交通银行一直被看作为我国金融业改革的试验田,各种金融创新都第一时间在它身上体现。而本文所分析的案例也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它的实施过程既体现了国有银行在开展投资银行业务中的优势,因发生在不久之前而具有较强的时效性。本文对交通银行以理财对接投行类资产非信贷业务进行的中恒集团业务的研究与分析,目的在于找到国有银行在进行投行业务选择时所考虑的各种因素,总结过程中的优点与缺点,为我国国有银行以及商业银行进行投资银行业务的业务选择提供参考与借鉴。本文主要采用案例分析法进行研究,同时采用了文献归纳研究法和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多种研究方法的运用来更好的分析案例。本文首先对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进行分析,指出研究国有商业银行对投资银行业务的选择模式的必要性,并对相关文献研究进行了总结,以期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更进一步。随后介绍投资银行的业务种类、发展现状,以及当前国有银行开展投行业务存在的问题。随后对案例内容进行了分析,主要分析了交通银行在本案例中的业务选择过程。接下来对本案例进行了拓展,针对性地对交通银行的业务选择模式进行了拓展。在文章的最后总结了交通银行在对中恒集团的股权质押式回购业务的决策流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特点,并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分析了本文研究的启示。本案例中,交通银行业务选择中的特点主要有利用本行的客户资源优势、多层次分析业务对象、因地制宜的选择业务类型等。针对这些问题,本文从微观层面和宏观的政府层面分别提出了启示和建议。对于国有银行,在业务选择过程中要进行科学决策,通盘考虑各种情况后才能确定实施业务；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以“软性”资源代替更多“硬性”资源；加大业务决策过程中对中介机构的利用,充分发挥双方的比较优势；最后积极培育良好的风险管理文化。在宏观层面,要鼓励竞争,将国有商业银行放于与各类金融机构公平竞争的环境中,提高其业务能力；其次应改革金融市场和放松相关政策监管；最后是鼓励金融创新,提高风险容忍度,允许金融机构在创新的过程中犯错。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第一,国内目前对于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业务选择的研究和文献不是十分丰富,而且大部分都是关于开展投资银行业务的理论研究,进行具体案例的分析较少。因此,本文的研究和讨论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第二,本文的案例具有典型性。本文选择的案例突出体现了国有银行在进行投资银行业务时所具有的优势,且案例中的业务已有专门下发的管理办法进行规范化,规模较多。而且,该案例发生的时间是2015年,具有较强的时效性,想必可以为其他国有银行参考与借鉴。第三,本文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与定性分析法,具体分析了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选择的整个过程。由于篇幅与笔者水平的限制,本文的研究仍存在许多不足。首先,在数量模型方面的学习研究有待加强。商业银行进行投资银行业务的风险管理只有经过严谨的数量模型的检验,才能凸显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作用,但限于数据取得的困难性及笔者对于数量分析缺乏研究,本文的定量研究较为欠缺。其次,由于相关资料的匮乏,本文的研究对于部分资料的引用较少,降低了本文的深度因此,本文的研究成果仍需继续完善和进行后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