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启动始于2003年“非典”的出现。自启动至今,行政问责制度的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行政问责官员复出,作为行政问责的后续环节,其规范性不尽如人意。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提出政治生态建设,以党风带政风、促民风开拓政治生态新局面,重塑政治新生态。一系列新政都是为了让政府行为走上法治化轨道,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使政府行为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行政问责官员的复出也必然要符合法治化、程序化、规范化的要求。当前问责官员的复出呈现着频繁复出常态化、复出时限简短化、复出程序模糊化、复出形式随意化的特点,这些状况的存在使行政问责的效力大打折扣,弱化了政府的公信力,违背法治精神。因此,推进问责官员合理、合法复出极为必要。问责官员复出之所以呈现令人担忧的状况,究其原因可以概括为四点:其一,行政问责官员复出的相关法律规定不完善;其二,行政问责官员复出机制不健全;其三,行政问责制度本身存在缺陷;其四,监督力度不足。针对产生问题的原因,提出相应对策,力求问责官员的复出趋于规范,顺应民意,与当前政治生态的建设相呼应。因此,问责官员的复出要强化责任意识,营造良性政治环境;要树立法治思维,使官员复出合乎法理;要优化制度设计,健全问责复出机制;要完善监督模式,构建复出配套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