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儿童并不是一个新发生的恶性事件，它一直潜伏于社会的阴暗面，随着媒体的报道已经成为当下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安全问题。本文选取2000-2018年间性侵儿童报道为观照对象，依据报道数量变化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各阶段以《人民日报》《新京报》《中国妇女报》三家媒体的性侵儿童报道为样本，分析性侵儿童报道出现与演变的成因，从社会、群体、个人三个层面探究报道带来的正负面影响，并针对负面影响提出规范报道的措施。
　　通过研究发现，18年间性侵儿童报道可以分为集体沉默期、爆发式增加、稳定减缓三个阶段，核心主流媒体和次级主流媒体因为媒介定位不同，所呈现的报道数量、体裁和框架中都呈现出差异性;性侵儿童报道出现的原因在于媒体和政府对待性侵儿童事件中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感驱使双方共同关注，媒介对典型报道的青睐，受众对待性文化的态度从羞耻、否定、觉醒到关注，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对平民大众的赋权。
　　作为一种敏感类话题，性侵儿童报道对个体、群体和社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正负面影响。其积极影响表现为督促政府出台保护儿童法案，引起社会关注受害儿童个体和留守儿童群体的人身安全及其教育，彰显家庭性教育的归位和普及性教育的必要性，形塑集体记忆避免集体遗忘，解蔽事件创伤以帮助儿童回归社会。但是，作为一种风险报道，性侵儿童报道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小觑，具体包括对儿童造成二次伤害，媒介审判干预嫌疑人合法权利，污名化教师和公职人员造成刻板印象，以“问题式”报道负面化留守儿童群体，强化社会风险想象，引发道德恐慌和信任危机。
　　要有效地规避性侵儿童报道的负面影响，单纯地呼吁自律或许只是口号式的空话，有必要完善法律法规，依法强化监管;媒体须强化风险疏导能力，采编严格把关，报道突出人文关怀;受众应提高信息辨别能力、批判意识和监督意识，成为一名理性的发声者，三方合力规避报道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