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持续推进,我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发展目标越来越清晰,更多的制造业企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走出国门,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及合作的大环境之中,所涉及的领域不断增多,对外贸易越来越频繁,贸易规模越来越大。这也使得这些企业无可避免的面临着外汇风险。经过我国2005年721汇改和2015年811汇改后,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弹性越来越大,波动程度也越来越大,再加上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这些事件的发生都倒逼着制造业企业更加重视对公司面临的外汇风险进行积极地管理,以避免因外汇风险而带来的更大的损失,也反映出公司管理外汇风险的重要性。而高管作为上市公司中举足轻重的群体之一,是公司经营管理的掌舵人,企业的经营管理尤其是对公司外汇风险的管理更离不开高管,对企业所面临的外汇风险进行合理有效管理需要高管付出努力进行积极的决策。高管薪酬作为公司对高管的努力和合理的决策所做出的补偿和回报,也应值得关注,只有合理的薪酬才能够留住人才,薪酬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公司的人才竞争力,进而对企业的经营能力等核心竞争力产生深层次的影响。基于此背景,本文主要研究了外汇风险管理与高管薪酬水平之间的影响作用。同时还研究了企业业绩和杠杆程度对两者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此外本文还进一步研究了外汇风险管理与高管薪酬份额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业绩和杠杆程度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经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研读,本文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首先从现有的相关文献和理论出发,对高管管理企业外汇风险对其所获薪酬的影响以及企业业绩和杠杆程度在其中所起到调节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和阐述后提出了相应的假设,随后采用了实证检验的方法来验证前述假设,选取了 945家上市制造业企业2008-201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以及调节效应的检验。在具体的实证检验过程中,首先,本文主要考察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高管管理企业外汇风险对其所获得的薪酬水平的影响。其次,引入企业业绩和企业杠杆程度作为调节变量,研究二者对高管管理外汇风险与高管薪酬水平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此外,本文为了进一步的研究,在验证中国制造业企业的高管管理外汇风险对高管薪酬水平的影响、企业业绩和企业杠杆程度对高管管理外汇风险与高管薪酬水平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这三个假设时,又穿插考察了高管管理外汇风险对高管薪酬份额之间的关系、企业业绩和企业杠杆程度对高管管理外汇风险与高管薪酬份额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在进行完实证检验后,本文根据实证检验结果进行了分析与总结。研究结果发现:(1)分别以全样本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的情况下,公司高管管理外汇风险对其所获得的薪酬水平有正向的影响作用,即:高管管理外汇风险显著正向影响高管薪酬水平。而以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的情况下,这种正向影响作用并不显著。此外我们在更进一步的研究中发现:高管对企业外汇风险的管理会给公司高管薪酬份额带来有利的影响,使得高管薪酬占公司员工全部薪酬的比重更大,并且这种正向影响是显著的。但以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的情况下,这种正向作用并不显著。(2)企业业绩越好,公司高管管理外汇风险对其所获薪酬水平的正向作用越强。此外我们在更进一步的研究中发现:企业业绩弱化了公司高管管理外汇风险对高管薪酬份额的正向作用。企业业绩为半调节变量。(3)企业杠杆程度会弱化公司高管管理外汇风险对其所获薪酬水平的正向作用。企业杠杆程度为半调节变量。此外我们在更进一步的研究中发现:企业杠杆程度对公司高管管理外汇风险与高管薪酬份额的关系不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因此,企业除了应当加强对外汇风险的管理外,还应当在公司所有者与经营者订立薪酬契约时,严格以因高管对企业进行经营管理活动而改变的企业经营状况和经营环境为基准,使得公司为高管支付的薪酬能与因高管对企业进行经营管理活动而改变的企业经营状况和经营环境相匹配,从而可以进一步促进高管对公司所面临的外汇风险实行更加积极的管理,促进企业业绩的提高和公司价值的提升,最终达到企业相关利益者的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公司经营者应当积极提升企业业绩,合理制定企业的资本结构,从而加强公司高管管理外汇风险对其所获薪酬水平的正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