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倾斜保护是一项重要的国家伦理,保护未成年人免受性侵害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自上世纪中叶建立性犯罪信息登记制度以来,美国至今已建立了覆盖全国的性犯罪信息登记与公示制度作为事前预防性犯罪的有力措施。司法维度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已在众多案例中对该制度的合宪性进行了充分讨论,如是否构成对性犯罪者权利的不合理限制,是否违反“事后立法禁止”、“双重危险禁止”、“正当程序”等宪法原则。我国若欲通过性犯罪信息登记制度预防性犯罪,首先需要厘清该制度的合宪性问题,而美国立法、司法在该方面所积累的丰富经验能够为我国提供宝贵借鉴。本文运用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03年至今作出的、对性犯罪信息登记制度进行宪法审查的判决作为研究对象,并结合立法进程与学界观点,分析最高法院司法立场的形成与演变,对裁判观点进行全面的梳理评述。本文首先介绍美国性犯罪信息登记制度的缘起、立法概况与存在的合宪性争议,厘清这一制度的社会背景与发展历史;其次,将最高法院的相关判例划分为合宪性的确认、合宪前提下对立法的调整、言论自由前司法的让步以及对最高法院反思过度登记的展望四个阶段,分别进行讨论;最后,对宪法审查的历程与特征作总结性评价,并分析我国能从中借鉴的经验。本文认为,虽然性犯罪信息登记带来了联邦主义、权力分立等诸多宪法问题,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该制度的审查始终围绕“是否合理平衡性犯罪者权利与公共利益”这一核心问题展开,最高法院在利益平衡中的价值取向直接反映在其所采用的宪法审查标准中。最初,最高法院强调性犯罪者具有特殊危险性的“性犯罪者例外论”观点,遵循“合宪性推定”的司法克制立场,以相当宽松的审查标准进行审查。“史密斯案”与“CDPS案”中,最高法院驳回了对性犯罪登记提出的“事后立法禁止”与“形式正当程序”挑战,从“轻微限制性”、“民事管理性”与“纯粹程序性”三个角度界定了登记的法律性质与功能定位,否认登记给性犯罪者带来的权利限制,给与立法机关运用登记手段的自由,为性犯罪登记的溯及适用提供合宪基础,并将评估性犯罪者风险的任务由立法机关转移向社会公众,奠定了最高法院对性犯罪登记的根本观点。而后,性犯罪登记立法的发展与登记义务的加重给司法带来新挑战。一方面,最高法院在沿袭判例所奠定的合宪基础上,对性犯罪登记在军事罪犯、国际旅行领域的立法缺陷进行调整。另一方面,最高法院在坚持性犯罪登记溯及适用的同时,正视溯及适用所面临的现实障碍,基于立法对登记制度进行了有限调整,并开始关注性犯罪者权利,将立法明确性作为溯及适用下登记义务产生的前提。但从整体看来,最高法院在性犯罪登记本身的合宪性问题上陷入了沉寂。其后,互联网的发展对预防性犯罪提出了新的要求。最高法院于“帕金汉姆案”正式承认了性犯罪者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寻求革新、追求合法而有益的生活的权利,不再止步于“合宪性推定”,而是适用更加严格的中级审查标准,要求立法应是为直接促进重要的政府利益所“严格适合”的、限制最少的手段。“帕金汉姆案”意味着涉及性犯罪者宪法权利时立法将受到更严格的审查标准的审视,“性犯罪者例外论”在宪法权利面前淡出,为性犯罪者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设立了新的标准。最后,在过度登记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施耐德案”在适用宽松审查标准的同时,更加主动地寻求登记手段与控制性犯罪之间的合理联系,指出性犯罪登记已超过合理限度,要求登记带来的损害应少于所能带来的利益,并反思了性犯罪登记控制性犯罪的实效。本案突破了“史密斯案”以来的“民事管理性”僵局,正式审视了过度登记问题,打破性犯罪登记领域宪法诉讼一边倒且有利于政府的现状。受审查重心由“为性犯罪登记提供宪法支持”向“限制性犯罪登记过度立法”的转移以及性犯罪者权利从缺位到重视的转变的影响,最高法院对性犯罪登记的宪法审查标准经历了宽松审查、宪法审查的沉默、涉及宪法权利的中等审查、以及宽松审查标准的收紧四个阶段,审查标准逐渐严格,司法立场日益理性,性犯罪者权利与公共利益趋向平衡。我国若欲借鉴美国经验建立性犯罪信息登记制度,需要着重把握三个关键点:一是关注登记立法统一性以及立法主体的合法性;二是注重登记制度下性犯罪者权利的保障,尤其宪法权利与先前犯罪者的权利的保障;三是根据制度设计给与性犯罪者必要的程序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