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是华夏民族的不朽经典，既是古老的文学经典，也是崇高的文化经典。然而，把《诗》塑造成文化经典的《诗》序和汉儒的“诗作经读”却一直饱受诟病；一部《诗经》学史俨然是一部《诗》序存废史。《诗》“生前史”和“身后史”的巨大反差，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今天应以何种态度面对《诗》和《诗》序。晚年徐复观曾反复强调应重视《诗》序作者的“文化用心”，这对于重新反思《诗》的文化价值极具启示意义。本文以《诗》序为核心文本，围绕“汉儒为何‘诗作经读’”和“《诗》经典化的深远影响”两个基本问题，追溯渊源和语境，考究汉儒用心，解读阐释思路，发掘文化意义，对《诗经》学史中强调“诗作诗读”、批判“诗作经读”的倾向作重新思考。今人争议《诗》序存废，在于只强调《诗》是文学经典，忽略了历史上《诗》主要是经学经典。由此，本文第一章将通过《诗》经典化的历史进程，首先着重展示《诗》作为经典的多重身份。《诗》集乐歌经典、辞令经典、雅言经典和经学经典的多重身份于一身，既是先秦《诗》功能史和阐释史的历史成果，又是后世《诗》多维阐释史和影响史的文化根基。《诗》从乐歌经典演变为经学经典，这一为后人“遗憾”的事实，实则饱含汉代“君子儒”的良苦用心：百废待兴的汉代需要知识分子借对《诗》的重新解读，形成思想的统一，继而陶铸民性、教化民心。因了君子儒的一片用心，我们才有《诗》集大成的文化经典地位，才有诗性的文化品格。汉儒“诗作经读”的阐释方式并非孤例。西方的《圣经》经历从世俗典籍到宗教经典的过程，其经典化同样采用了“诗作经读”的讽寓思维；通过《关雎》和《雅歌》经典化过程的个案研究，可以发现，《诗经》和《圣经》的经典性质虽然不同，但“诗作经读”是这两部文化经典诞生的基本阐释方式。“一部众声喧哗的经典接受史是一个思想史的事件，在众声喧哗的思想史事件的背后，必然包含丰富的人生意义、审美意义和诗学意义。”对《诗》影响史的梳理，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诗》多重的经典身份，以及历代“君子儒”藉此寄予的共同的文化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