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的发明与应用将人类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情境之中,这个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新的社会依然是人与人组成的社会,人工智能尚不会成为拥有独立意识的政治主体。不过,新的情境带来了新的理论问题。当人工智能表现出对人类劳动的逐步替代时,人们有理由疑问,未来的人类是否将会继续从事劳动?如果是,劳动将会以怎样的形式存在?新的劳动将会对社会形态与人的自由带来什么影响?为了更好地阐明“劳动”哲学涵义,本文将其与“实践”概念进行对比性的论述。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是以活动自身的善为目的的活动,劳动则是以外在对象的善为目的的活动。并且,由于实践指向主体的善,劳动指向外在的善,因此实践是高贵的,劳动是卑下的。但是,当劳动的对象被看做是主体借以实现自身的作品时,亚里士多德又认为劳动与实践同等地指向主体的善,这意味着亚里士多德的实践与劳动理论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为了避免上述矛盾,康德将论述的对象从行为活动本身转向了行为背后的原则。康德试图通过对原则的纯粹化来实现对实践的纯粹化,并将实践与劳动看作是行为原则上的自律与他律之分。但是当康德的纯粹实践理论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逻辑走到了极致,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仅凭实践的副词性原则不足以构成完整的行为活动,纯粹实践无法自足。黑格尔转而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劳动理论。黑格尔认为,主体的运动必然要经历主体外化为对象、再将对象复归的过程。其中,外化就是劳动。它在表面上指向了外在的善,实则由于对象终归为了主体的善,因此劳动的终极目的是主体自身存在的善,即自在自为。综合前人的理论,本文依据任何行为活动都具备的先验结构,对实践与劳动做出一个新的定义:实践是以行为的副词性的善为目的的行为活动,劳动是以行为的对象性的善为目的的活动。副词和对象是任何行为结构中都不可缺少的组成要素,实践与劳动只是对同一行为活动的不同出发角度。其中,劳动的对象未必是物质性的,根据它们在价值上的差异,本文将对象性劳动的目的分为生存价值、政治价值与美学价值三种。在新的劳动定义基础上,我们发现人工智能对物质劳动的替代并不会取消劳动。劳动依然存在,只不过它的对象不再是传统的物质产品。在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中,由于自动机器体系(人工智能)的应用,劳动者的必要劳动时间将会被缩减到极低的程度,这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创造了机会。但是自由并不会自动地到来,劳动者必须通过自觉的共产主义革命改造自己的意识、进而推翻资本家的统治,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才会实现。如果缺少了共产主义革命这一环节,单纯地任由资本主义自然地发展下去,那么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类劳动将不会带来普遍的自由,只会是资本家对大众更为深刻的统治。其中,劳动者必须迎合资本家的自我意识才能获得得以立足的身份。我们将共产主义社会下的劳动称为“美学劳作”,资本主义社会下的称为“身份生产”。两种劳动代表了两种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