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联网科技日新月异的背景下,手机已经成为了人们不可或缺的信息交流工具。新形态的网络化社会给人们带来了便捷的沟通方式,同时也让违法分子得以利用移动终端平台技术进行新的侵权,其中的“骚扰电话”更是由来已久,已经成为了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虽然相关商家已研发了一些电话拦截软件和设置黑名单功能,但收效甚微。骚扰电话使人们不时遭受着它带来的精神方面的侵扰,有时更会使手机用户遭受财产方面的损失。然而,由于目前我国存在大量骚扰电话的侵权案件,因此,笔者试图以我国现行法律为基础,根据我国骚扰电话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提出一些治理“骚扰电话”的合理性建议,建立健全相关立法,积极完善救济途径,执法部门强化监管责任,从而保障手机用户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维持良好的通信环境。笔者通过阅读与分析大量的参考文献,具体将从以下五个方面论述。第一部分首先通过引入吴光明诉中国移动分公司这一典型案例来探讨民法中“骚扰电话”相关的规制问题。同时还针对该案例所涉及的以下争议焦点:运营商是否构成违约责任、运营商是否构成侵权责任来进一步展开。一审法院的判决是否合理、企业是否涉及承担社会责任以及现行法律体系下的救济,都属于笔者的讨论范围。第二部分从骚扰电话的理论解析中展开。首先根据近几年频发的骚扰电话客观情形,结合学者及其他专业人士的论述,从主客观两方面对骚扰电话进行理论识别。其次进一步细化了骚扰电话的类型,根据骚扰电话行为目的不同,主要可分为商业性骚扰电话、非商业性骚扰电话两类,非商业性骚扰电话又可以分为人身骚扰型、违法诈骗型、违法反动型三类。第三部分运用法学理论对案件进行评析。主要针对“骚扰电话”的侵权责任以及违约责任两方面进行责任分析。确认骚扰电话侵权行为主要由违法行为、损害结果、因果关系和主观过错四个要件构成。是否属于违约行为可从归责原则、行为违法性、免责事由来论述。针对该案件,笔者专门提出了合同格式条款解释规则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构成与承担。第四部分主要针对我国目前的相关现状进行检视。目前相关立法的空白和监管机制的不完善导致治理骚扰电话的行为成效甚微。由于手机用户群体数量庞大、缺乏统一的相关立法:骚扰电话法律界定不明确;立法位阶较低且不容易操作。同时我国监管机制不完善:行政处罚力度不足,执法部门互相推诿;电信行业的市场监管缺失,缺乏行业自律。最后通过借鉴国外经验,分别从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四个方面提出完善相关法律规制的对策建议。以现行法律为主体,制定专门性的法律,明确骚扰电话的法律界定,建立健全公益诉讼机制,完善举报机制,各部门综合执法,建立科学长效的联动机制,提高行业自律内在动力,增强公民自身维权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