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文化产业迈入了飞跃式发展的新阶段,越来越多的实体经济走向在线化、数据化。新型媒介定制化、生态化趋势越发明显。在消费升级的背景下,我国传统传媒行业受到了巨大冲击,并逐步走上了业务转型的道路。2014年,《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和《国务院进一步优化企业兼并市场重组环境的意见》进一步加快了这一进程。在宏观政策的刺激下,我国众多传统传媒公司选择了通过并购重组的方式来谋求企业转型,实现业务多元化。跨行业并购互联网企业的活动频现。但是这种类型的并购会使企业因信息不对称而面临较高的估值风险,甚至可能会引发巨额的商誉减值问题。因之前在投资并购热潮中积累了较大的估值泡沫,2018年我国传媒行业累计计提了481.3亿元的商誉减值损失,并发生了多起金额巨大的“商誉爆雷”事件,使中小股东利益受到了严重损害。在此背景下,如何有效利用业绩承诺这一估值调整工具规避高溢价并购带来的风险,成为资本市场关注的热点问题。业绩承诺本质上是一种看跌期权,是并购双方为了降低并购风险、促进并购活动成功而达成的一种契约。2008年,证监会在《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首次将业绩承诺引入资产并购重组,并在后续不断发布细化规定予以规范、调整。目前,业绩承诺作为一种风险对冲工具在我国传媒行业的并购活动中得到了频繁的运用。但近年来资本并购市场中出现的“高业绩承诺”、“高估值”、“高商誉”现象,显示出我国对业绩承诺的运用还不够成熟。在此背景下,本文立足于文化传媒行业,在系统归纳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的前提下,以信息不对称理论、信号传递理论和目标设定理论为基础,对中文传媒跨行业并购智明星通这一极具代表性和参考性的案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研究。本文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中文传媒的并购绩效以及风险展开了综合分析。本文通过运用多种评价方法对中文传媒并购前后的绩效和财务状况进行分析发现,业绩承诺对标的公司的管理层起到了良好的激励效应,推动了资源整合,改善了公司并购后的短期绩效和业绩承诺期内的长期绩效,企业的股东财富和价值创造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但在承诺期结束后,业绩承诺对并购绩效的改善作用则并不显著。此外,本文发现,业绩承诺的运用使得中文传媒的估值风险、融资风险和商誉减值风险有所提高。而引入评估机构、优先股份补偿、高比例股份支付、超额业绩激励等措施可以有效降低相关并购风险,推动并购双方资源整合,提高企业并购活动的成功率。本文对中文传媒的成功经验进行了总结,以期能为其他企业在并购活动中就合理运用业绩承诺提供借鉴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