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1950—1970年代的革命叙事,还是1980年代“新启蒙”话语叙述中,农村往往是闭塞、落后乃至于愚昧之地,有待于被启蒙、被改造的前现代状态。某种程度上说,现代之于农村拥有不证自明的合法性。然而,《白鹿原》却试图颠覆上述叙述,否定现代不证自明的合法性,以儒家文化重构另一种乡土秩序。就此而言,一方面是来自外部的挑战,它必须接受中国现代历史的质询,它与“革命叙述”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它如何回应现代民族国家等现代事物的冲击?另一方面是来自内部的问题,即在一九八零年代的“人性解放”思潮之后,叙述者如何在儒家伦理正当性内部处理被压抑的性欲望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白鹿原》无法回避的。当然,反思“革命叙述”和“启蒙话语”并不意味着正面挑战二者的合法性而是在与二者的对话、磋商、博弈的过程中重写乡村历史。困此,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充分强调修辞策略的重要性。这一策略助陈忠实笔下的《白鹿原》成功绕过种种话语禁忌,同时也在这一叙述逻辑内部留下了一系列难以缝合的叙述轨迹。本文意在将《白鹿原》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力图在文本细读中发现其意义生产机制与修辞策略。通过细读文本,在小说的叙述逻辑内部发现叙述者难以缝合的叙事轨迹。在叙述逻辑内部的沉默、空白甚至于断裂之处,我们发现的不是叙述者的“无能”,反而是叙述者的精明。尽管如此,面对儒家文化所无法克服的“内忧外患”,叙述者往往在其惨淡经营之处反而“欲盖弥彰”,暴露出其难以克服的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