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宝瑄出生于同治末期所谓“同治中兴”时代的一个官宦家庭,青少年阶段历经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本文选取1893年到1902年孙宝瑄的经历和思考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解读孙宝瑄的日记以及与他个人、家庭有关的人物的资料,勾勒出孙宝瑄从二十岁到二十九岁这十年的人生轨迹。以下是本文的主要内容:孙氏家族原是浙江钱塘一个耕读之家,经过四代人的科举努力,终于在孙宝瑄父亲诒经这一代获得成功。并且随着孙诒经仕途的升迁,孙氏家族也由耕读之家转变为官宦家族。孙宝瑄继续着家族的传统,在科举上谋求个人发展。中日甲午战争打破了孙宝瑄悠闲平静的生活。在喧嚣的主战气氛中,孙宝瑄与其它十三位浙籍京官联名上书恭亲王要求主和。此举为舆论所不容,饱受诟议的孙宝瑄选择离开北京移居上海。来到上海后,孙宝瑄结识了宋恕、张焕纶、钟天纬等众多具有维新思想的人物。在他们的影响下,孙宝瑄的思想和视野远非甲午战前可比。1895年7月,孙宝瑄赴天津上书李鸿章,提出“立报馆、兴学堂”的变法主张,并游说李鸿章扛起变法大旗,未被李氏采纳。返沪后,孙宝瑄与宋恕、张焕纶、钟天纬、胡庸等人创办“申江雅集”,议论时事,探讨变法原理。后时务报馆成立,雅集便被报馆内的聚会所取代。戊戌变法前后,孙宝瑄的变法思想趋于成熟,认为“设议院、扶民权”才是变法的根本要务。维新变法失败后,孙宝瑄的变法热情反而高涨,主持恢复了“申江雅集”。庚子八国联军侵华,孙宝瑄加入了汪康年、唐才常组织的中国国会,并在国会中担任干事。1901年3月24日上海绅商在张园集会,抵制沙俄对中国的侵略。孙宝瑄参加了集会,并且带头发表演说,也因此在《中外日报》有关集会的报道中,他成了集会主持人。但在孙宝瑄的要求下,《中外日报》又刊登一则更正,指出孙宝瑄并非集会主持人。之后,孙宝瑄与章太炎关于排满问题发生争论,导致二人几乎绝交。1902年孙宝瑄回到北京为出使法国的兄长在官场中联络关系、传递信息,就此结束了他在上海的八年生活,同时也为他十年的经历划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