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快速增长之后,正逐步迈入以“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为特征的“新常态”阶段。一方面,我国经济抓住了重要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在经过了前一阶段的高速发展后,我国经济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部分行业过度投资而带来了部分产能过剩等。在此形势下,“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浮出水面。意在利用中国的优势富裕产能,加大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为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助力,并实现互利共赢。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跨国投资的不断扩大,学术界就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但是,无论是针对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而提出的垄断优势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以及内部化理论等,还是为了解释发展中国家投资现状邓宁提出的发展阶段理论,均只诠释了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而没有系统地对区位选择问题进行研究。国内学者关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情况的研究起步较晚,关于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的研究较少,实证研究更为鲜有。本文尝试对该领域进行研究。从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数据来看,随着商务部、发改委和外交部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强力推进,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有了很大程度的增加。但我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在不同区域之间有着较大的差异,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地区,较少投资于西亚北非、中东欧地区和独联体国家,而且在各个区域的内部不同国家之间也表现出了一定的空间不均衡性。导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空间布局不均衡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市场规模,贸易规模,基础设施水平和地理距离等。本文以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为对照,基于2007—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并采取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显示,中国和东道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国和东道国之间的进出口总额、东道国的基础设施水平和法治水平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均起到促进作用,但中国和东道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中国和东道国之间的进出口总额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作用更大而东道国的基础设施水平和法治水平对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作用更大。中国和东道国之间的距离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均起到阻碍作用,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作用更大。基于扩展引力模型中的回归结果,进一步估计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潜力,分析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区位选择。数据显示,一方面,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关系多处于待开发型,投资潜力待开发型国家主要集中在南亚、中东欧地区。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只有少数国家属于引力不足型,其中引力巨大型和引力型的国家集中于东南亚、西亚北非和南亚地区。也就是说,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的多数国家的投资关系有巨大的提升空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区位具有较大的选择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