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登是晚明浙江地区的心学家。他因与许孚远关于良知心体的争辩而为学界所知。学界据此或认为周汝登思想是“自然主义”的,或认为是属于禅宗,或认为是杂糅儒佛。其实这并不符合周汝登思想的实际。因此,全面梳理有关周汝登的文献,并依此把握其思想倾向和理论特质就很有必要。周汝登在哲学上的首要贡献,是他以“无”去消解理念世界的实体性,从而扭转了“天”对“人”的统治。他强调“造化在我,何天非人”,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把外在的“天理”设定在了“人”的历史文化实践基础之上。在这种新的天人关系的思想指导下,他接过王阳明、王龙溪“无善无恶心之体”的口号,提出了“无善无恶,即为善去恶而无迹”和“惟为善去恶,而后有无善无恶之指”的新“良知”说。周汝登把人性本体设立在“为善去恶”的“工夫”基础上。所谓“惟为善去恶,而后有无善无恶之指”,就明确地指出了“无善无恶”的良知心体来源于实践。它表明“无善无恶”乃是“为善去恶”的工夫做到极致,毫无人为勉强之迹象（无迹）,经久历练而成的。这种观点启示我们,看似超验人性,从终极来源上看,乃是人类社会实践的结果,具有人类整体的经验性。周汝登的“致良知”说,从顿、渐工夫,教与学、意志与信仰等方面阐明了他“致良知”的“工夫”之路,在这些讨论中,体现了他的“工夫”论对现实生活实践和历史性的回归。总之,他的工夫论是一种肯定主体实践和个性的理论。但是,也不能不指出,他的“工夫”论主要还是一种道德修养论,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周汝登的专著《助道微机》则以王维等唐代诗人的诗作来证明自己的“良知”说。他以选诗和评诗的方式使自己的心灵世界与诗人的情感相交流,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良知”说。他的《圣学宗传》则通过列举历史上八十六名儒者的传记来传达他的学术宗旨。通过对个案考察发现,周汝登并未准确、客观地评价前人学术。他只是想以此书来为他的“心学”建立“道脉”,以启示学者们的向道之心。本文还比较分析了他与许孚远、罗汝芳、陶望龄思想的异同,从侧面展现周汝登思想的特质。（1）周汝登与许孚远的争论是两者学术根本宗旨的不同,许孚远坚持的是超验之善,而周汝登却要消解超验之善。（2）周汝登与罗汝芳都注重现实生活实践,反对抽象认知的工夫,但是罗汝芳的思想在本体论上还是肯认了超验实体。（3）陶望龄文学思想所反映出的求真的精神与周汝登的“真知”、“真见”具有相同的哲学内涵,即主张真知都要经过自身的思考。此外,本文还考察了周汝登的讲学实践,论述了他在社会基层的学术活动。总之,周汝登是晚明值得重视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从本体论和工夫论两个方面冲破了理学传统,具有重新发现自我的理论内涵。虽然他在政治方面缺乏批判的勇气。但是,他哲学思想的积极意义不容忽视,而应该继续深入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