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利政策是上市公司财务活动的三大决策之一,不仅是公司投资政策和融资策略延伸的利润分配政策,而且可能对企业再投资和后续融资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公司的股利政策、融资决策以及投资决策一直是国内外学者们研究的重要内容。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相对滞后、投资者法律保护不健全,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存在严重的利益分歧,导致上市公司长期以来存在较为严重的控股股东代理问题。控股股东基于对公司的控制,利用关联交易、担保贷款、过度投资等方式侵占公司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现金股利作为公司治理的替代机制,能够约束控股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但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特点所致,上市公司存在分红意识淡薄、股利政策缺乏连续性甚至迎合监管政策等问题。在此背景下,研究控股股东代理问题影响下公司股利政策与投融资决策对于约束控股股东代理问题、完善我国上市公司股利监管政策和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具有重大的政策借鉴意义。一直以来,学术界围绕公司的股利政策、融资决策以及投资决策进行了丰富的研究,基本肯定了公司财务政策之间存在的互相联动关系。但以往研究尤其是国外研究在考虑代理问题时主要是基于管理者视角而不是控股股东视角,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已经发现股权结构高度集中才是各国市场存在的普遍现象,这种情况下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是影响公司财务决策的重要因素。并且,关于现金股利与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到底遵从结果模型还是替代模型,学术界还存在较大分歧。此外,虽然已有研究对股利政策如何影响投融资决策进行了一定探讨,但忽略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公司差异以及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本文回顾和总结了现有股利政策相关理论和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的相关理论和文献,并梳理了我国股利监管政策演变历程,着重研究了控股股东代理条件下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制定差异及其所产生的不同股利价值效应,并在此基础上研究现金股利影响处于不同成长阶段公司的投资效率和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的方向和作用机制:第一,从股利替代模型和股利结果模型对现金股利和公司代理问题关系的不同解释出发,研究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高低对股利支付率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不同控股股东持股比例情况下现金股利价值效应的差异;第二,聚焦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如何影响公司投资效率这一问题,引入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研究公司现金股利支付率与公司成熟度以及公司投资效率的关系。第三,在区分股权集中度的基础上研究控股股东股利决策在公司资本结构向目标值调整过程中的作用。本文以2006—2015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检验,主要得到了如下研究结论:(1)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侵占效应在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较低的公司更为凸显,这类上市公司为缓解代理问题会发放较多的现金股利,发放水平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正相关。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协同效应在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较高的公司表现更为明显,这类公司代理冲突较为缓和,因此股利发放水平也较低。与此同时,本文发现现金股利价值效应在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较高的样本公司中更大,支持了前文中关于利益协同还是利益侵占的研究结论。上述两个维度的研究结果都表明,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遵从替代模型。(2)本研究将留存收益股权比作为企业生命周期代理变量引入模型实证研究,验证了我国资本市场上存在股利生命周期特征的现象。本文认为,公司根据自身成熟度而采取相应的股利政策能够缓解投资非效率的问题:成长性公司不发放现金股利有助于缓解投资不足,而相较于成长期企业,处于成熟期的上市公司有更强的现金股利支付意向和更高的现金股利支付率;而且成熟期公司支付现金股利也抑制了过度投资,缓解了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同时我们亦发现上述股利支付率与公司成熟度之间的正向关系,因为控股股东代理问题存在,股利生命周期特征出现了弱化特征。(3)选取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作为衡量股权集中度的标准,研究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对公司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较高的情况下,公司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主要受到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的影响,派发现金股利会为大股东实施利益侵占提供便利进而加重公司的代理问题,从而导致公司资本结构向目标值调整的速度放缓。但在股权集中度较低的公司中,再融资成本是影响公司资本结构向目标值调整的主要因素,公司可以通过派发股利降低权益资本成本,从而使资本结构向下方目标值调整的速度加快。总体而言,本文研究了控股股东代理问题影响下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及现金股利对公司投融资决策的影响,验证了不同企业发展阶段、不同股权集中度情况的上市公司实行差异化的股利政策的内在必然性。基于本文的研究成果,我国政府监管部门需建立既考虑公司发展需要又能有效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资本市场法律法规监管体系,在推动和促进我国资本市场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有效监督、防止控股股东滥用公司代理优势,保护中小股东和投资者利益。